文贯中-给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docVIP

文贯中:给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8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但是，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看来，官方的城市化率有很大的水分，2亿多农民工并未真正城市化，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并不平坦。“如果维持现行的不合理的土地和户口制度，后果必然是推高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文贯中曾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农村经济的凋敝。“文革”后他考入复旦大学，1983年负笈美国芝加哥大学，以中国土地制度为题的博士论文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精心指导，而后在美国大学执教至今。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经济学家，文贯中对于中国现实深表忧虑，“旧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又衍生出新三农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子还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 文贯中认为，农民进城定居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就必定滑进“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城市繁荣。 文贯中呼吁，“给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在他看来，“回到历史的原点，给予农民退出权利。不管是保存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还是重组或者完全单干，都由农民自己来决定。这是中国走出三农问题困境的唯一选择。”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但是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国家，那些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基本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现在中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贯中：既然已经有30来个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说明这种陷阱不是必然的。但是从现实来说，中国又确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解决农民进入城市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只要中国农民以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 1978年以前的30年，中国没有走出“三农”问题，可以怪罪于闭关自守，怪罪于计划经济体制。最近这3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却没有把农民和农民工融入到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去，就只能怪政府错失很好的历史机遇。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本来可以顺势而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农民更好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为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可能恰恰是这30年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 文贯中：中国不需要人为压低工资，因为中国只有18亿亩耕地，却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每个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所以有大量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低工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有些地方的民工荒反而是人为的，因为房价过高，民工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正常的人口再生产。中国的低工资优势是败在了地价和房价上了，所以是败在自己手里，败在土地制度手里。 《财经》：问题在于，如果农民既没有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又能够顺利地分享繁荣的话，是不是会抬高工资水平，从而使中国很快就丧失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可能有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呢？ 文贯中：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单了。首先，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并且允许土地自由流动的话，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就会促进百业兴旺、普遍就业，中国的低工资比较优势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现在农村还有几亿剩余劳动力，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这是需要一个严格的前提的，就是维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变。 不过，城市工资上升的同时，继续存在农村的普遍失业。这种并存局面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关键是土地由市场来配置，使土地价格不至于过速上升，不会到处是天价楼房，农民就容易在城里定居下来。 将农民在城市里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几岁到三四十多岁之间，然后就将他们送回农村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做法。可是，中国政府限制土地供应，人为抬高地价和房价，获取高额的“土地财政”。农民工的工资低，房租高，又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社会福利，所以中年以后只能“逃离城市”。即使政府想提高城市化率，地价和房价已经炒成这么高，如此昂贵的城市又怎么能够安置农民工呢？ 《财经》：办法是让农民回到各地的农村就地消化，不过这样一来又必然造成城市劳动力供应的紧张。 文贯中：对，本来中国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现在被自己的土地制度葬送了机会。中国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在滑落，欧美一时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后的增长也不乐观，中国的出口前景也因此不乐观。世界通过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帮助中国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饱和，内需又不足，中国今后的困难很大。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