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万钧之洪钟 无铮铮之细响.docVIP

譬万钧之洪钟 无铮铮之细响[摘 要]自从《诗经》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种种评说就从未停止过，刘勰一方面积极吸纳前人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结合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状况，以《文心雕龙》为依托，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全面肯定了《诗经》的不朽地位，视野显得更为开阔和深邃，更凸显《诗经》的文学特征。 [关键词]刘勰；诗经；地位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其内容涉及了中国文学从发端到六朝期间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自然受到刘勰的高度重视。在《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章中，刘勰都曾直接或者间接提到《诗经》，以及直接或间接的运用《诗经》成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可以算作一部较系统的诗经学著作。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诗经》地位的论述大致有两方面内容：第一，对先秦两汉传统《诗经》地位观进行总结，也就是说，仍然把《诗经》看作道德讽喻的文本，以经学的眼光来审视《诗经》的地位；第二，在他所处的“文学的自觉时代”，自觉从文学的观点来论述《诗经》的地位。后一点是与之前对《诗经》地位的探讨研究所不同之处，也是刘勰的创见之所在。 一、刘勰推崇《诗经》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基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产生、集结和流传，从很多侧面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和礼乐制度，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周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大百科全书。在《诗经》最初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将它作为学习、效法的应用对象。正如洪湛侯所说：“从先秦的估计记载，结合《诗三百篇》本文来看，它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应该是边创作、边采集、边应用的。到了后来，有些诗篇应用功能和范围渐渐超出它本来制作的目的，成为社会交往、政治、外交方面表情达意的特殊工具，有些诗句，甚至被人用为成语、隐语、谜语，为美化语言，增加了文采和表现力。”[1]（p49）他认为：“《诗》的产生，有作诗者，有采诗者，有赋诗者，有配乐歌唱者，有整理编集者，乃至春秋时期、战国之初的赋诗言志和著作引诗，所有这些，都属于《诗》的应用而不是《诗》的研究。”[1]（p62） 真正开始研究和评论《诗经》的是孔子：“从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考察，真正开始研究和评论《诗三百篇》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1]（p66）在孔子的时代，《诗经》被称为“诗”，或者“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以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 远在与孔子同时期的春秋时代，《诗经》已经取得了崇高的地位，所谓“《诗》、《书》义之府也。”[3]《庄子·天下》篇也以《诗》、《书》为首：“《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到了战国末期荀子提出了师圣、宗经说：“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5]（p130）“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毕矣。”[5]（p10） 西汉文帝时，《诗》率先被官方正式立为“经”，被列为治国安邦的政治经典并被列为官学，同时设置《诗》博士，使《诗经》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具备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二、刘勰本人论《诗经》的地位 上述这些构成了刘勰推崇《诗经》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基础。阅读《文心雕龙》不难发现，他对孔子及其所整理的《诗经》推崇备至。《文心雕龙·序志》篇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有了如此般崇敬的心理，刘勰对《诗经》的评价就更加充满了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在《原道》篇中说：“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在强调孔子整理《诗经》伟大功绩的同时，也突出了《诗经》化育万物、治国安邦的政治教化、道德启蒙的功能。这是对传统《诗经》功能说的继承。 刘勰在继承前代宗经征圣观点的同时，也大力肯定了《诗经》的文学价值。《文心雕龙》全书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为立论的总纲，又在《序志》中点明自己的写作意图：“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要“体乎经”的“经”自然包括《诗经》在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