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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2007年年末，传来消息说，医改方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新方案出台在即。　　由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16个中央部委派员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领导制订了这一轮医改方案。方案中综合了各方意见，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WHO(世界卫生组织)和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等9家单位提交的报告，以及若干次高级别的会议上听取到的地方政府的意见。　　在这个议论纷纷的过程中，医生的角色显得古怪。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他们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各自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　　有人说，沉默是因为这一轮医改的起点就是对医生的批判。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医生、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究竟怎么想？他们怎么看近在咫尺的医改？(汪伟)　　医生：主角还是看客？　　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　　撰稿／汪 伟(记者) 黄 祺(记者)　　“你可以问问看，哪个医生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这句话就像一个暗号，每个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愿意重复一遍。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医生们却用苦涩的自嘲拒绝这种归类。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他们用反对下一代学医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褪色的荣誉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上海一家二级医院里，印蓓医生自告奋勇地要替记者做一个调查。在座的6位医生从业时间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正是医院里的中坚。　　摇头，脸上是无奈的笑，6名医生的表情如出一辙。　　朱正纲和大多数同行的想法不同。他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从医，他自然而然地学医；朱正纲的妻子也毕业于医学院，夫妻俩都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医学传统。但朱正纲摊开手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他向担任医学院院长的父亲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学医。　　“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这位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的儿科医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胡庆澧的父母、胡庆澧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是医生。但让胡庆澧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家族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胡庆澧的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这个“忙、责任大、收入不高”的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再值得留恋了。　　尽管胡庆澧感到难过，但是他表示能够理解儿子的想法。这个行业陷入了令人不快的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凡此种种，都让人望而生畏。　　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他们不再被誉为“白衣天使”。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录片领域屡有重量级作品的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今年又推出了重磅炸弹——《医疗内幕》(《sicko》)。曾经用电影猛烈抨击总统布什的导演，这一次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医疗体制。在电影中，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像吸血鬼一样，在病人急需治疗的时候，用种种计谋拒绝支付费用，为了商业利益一次次剥夺患者生存的机会。　　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医疗制度描绘得黑暗恐怖。但这位以“尖刻”著称的导演，没有批评美国的医护人员，他认为，伤害患者的是医疗体制而非医生。　　然而，在中国，医生很难得到这样的宽宥。正如朱正纲所说，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始于一场措辞严厉的批判。2005年，国务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