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抗战期间私立中法大学的西迁之路及历史意义.docVIP

　　探究抗战期间私立中法大学的西迁之路及历史意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华北迅速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难当头，北平各高等院校大多数被日军侵占，为了保存中华文化命脉不受敌寇之摧残和蹂躏，北平城内的高校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陆续迁往内地办学，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迁移之旅。私立中法大学也本着教育救国的初衷，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造就救国人才的神圣使命，毅然举校西迁至云南昆明。在当地长达7年的办学实践中，给云南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云南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西迁前后的私立中法大学 　　(一)西迁之前的私立中法大学 　　中法大学是一所极具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它曾尝试将法国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款，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便积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成立中法大学。李石曾在《中法大学概况》一文中曾指出：中法大学发起于民国九年春，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及法国里昂大学代表负筹备之责。中法大学混称也。析言之，又有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海外中法大学[1]。但由于广东中法大学其实并未正式存在过，因此，文献资料中记载最多的实际上只有北京中法大学和海外(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里昂)中法大学虽远在法国，却与国内的北京中法大学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尤其是在抗战八年的这段艰苦岁月里，共同为抗战建国、造就救国之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原有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率先成立。经过16年的发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逐渐形成为一所初具规模、配套设施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北京中法大学下设五个部， 　　作为其姊妹学校的里昂中法大学也随即于1921年创立，同年7月起在国内公开招考第一批学生，首批录取新生127名，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和攻读文凭的不同，在法学习期为3年至7年不等[2]。里昂中法大学本着为中国培养未来知识精英的办学宗旨，坚持择优录取的制度，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艺术文化领域的中间力量。但在初创时期)，自正式办学的第二年，学校就遭遇经费短缺、学生素质尤其是法语水平不佳、管理困难等严重问题，无力在国内公开招考，只是根据缺额情况，每年就地从已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中录取若干名，加以补充，维持现状。[3]1926年之后的10年里，即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随着中国政局的相对稳定，尤其是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固定资助后，里昂中法大学得到稳固的经费保障，加之当时国内的北京中法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每年选拔少数优秀毕业生前往里昂中法大学留学，优质的生源也得到了保障，由此迎来了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里昂中法大学的正常发展被打乱，进入动荡时期，但中国留学生仍然克服困难继续学习，也是在这个时期，随着北京中法大学的西迁，里昂中法大学的毕业生纷纷选择来到昆明。1945年之后，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则陷于内战，由于许多里昂中法大学的留学生在战前和战时或学成归国，或就职它地以及经费困难等多重因素使得里昂中法大学处于无人问津、日益萎缩的状态，终于在1951年上半年彻底停办。 　　(二)西迁途中的私立中法大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华北迅速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难当头，北京各高等院校大多数被日军所侵占，为了保存中华文化命脉不受敌寇之摧残和蹂躏，北京城内的各高校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陆续迁往内地办学，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迁移之旅。北京中法大学也本着教育救国的初衷，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造就救国人才的神圣使命，毅然举校西迁至云南昆明。但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北京中法大学虽陷入困境却并没有立刻迁移，师生们仍然坚持爱国救亡运动，但这很快引起了日伪当局的强烈不满。由于与法国的关系，在勉强维持至年底后，于1938年受到日伪当局的干预，无法招生和公开上课，实质上停办。6月8日，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因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及附属西山温泉初级中学拒绝参加庆祝徐州沦陷活动，便以不服从地方主管教育机关命令为由，发布第572号公函，要求撤换这两所附属中学的校长，即日离校，不得转入校内其他部门;同时又颁布第2273号训令，两校勒令停学。6月28日伪北平特别市公署教育局又颁布第239号训令，重申社会局指令。在日伪当局的压力下，中法大学附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