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伪善的历史书写——关于《北鸢》.docVIP

　　探讨伪善的历史书写——关于《北鸢》 　　一 　　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历史题材一直是一个棘手的命题。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选择返归历史意味着一个世界的重构。然而大部分历史所存留的只剩下文字与符号，过去的历史往往逃脱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范围。如何将个人经验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使其安放于过去的历史当中，则是对于作家极大的考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论断无疑表明小说承载了主流历史话语之外的隐秘的心思。葛亮的两部长篇小说，从《朱雀》《北鸢》，一直进行着关于历史的写作尝试。那么我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历史小说当中，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究竟是个人建构起特定时代的历史，还是复杂的历史驱使了不同命运的个人 　　显然，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不同作家的选择方式不尽相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互斥。然而作为一个读者，当文本处在了一个陌生的场域之时，唤醒自己内心情感的往往并不是教科书一般的历史符号，而是穿越历史的诸多元素。正如刘再复评论张爱玲时指出：张爱玲的才能不是表现为历史家特点，而是表现为哲学家特点。也就是说，她有一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特点。如果作家的写作目的只是为了重写历史事件，那么其所创作的文本对于读者的意义恐怕与史书无异。不过这并不是简单的否定作家笔下的历史作用，反而是对于其做描绘的历史有了更高的要求：历史不仅需要提供文本的舞台背景，文本中的人物是否能与历史进行有机的对话，都是作家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自《北鸢》出版伊始，《朱雀》与《北鸢》就被冠以南北篇的名号。仅从写作意图上来说，《朱雀》与《北鸢》显然存在着相当多的共性。无论是葛亮在《北鸢》的前言中所说的：中国近代史风云迭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或是他在《朱雀》正文前所附的一个南京市地图，都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重构一段过去的历史。然而正如同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编纂并不是简单的事件记述，而是在文本之下隐藏着故事性的编排。简单的历史罗列都能存在着的意图。那么，读者有理由相信，历史小说中事件与人物的内在理路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复现，而是作家观照世界方式的投射。 　　然而遗憾的是，作家笔下的历史背后的诸多隐蔽因素经常为批评者所忽视。葛亮之所以会被称为学院派作家，往往是在于他在进行描写时技巧的纯熟与细腻，并且这种细腻再被批评者修饰以他的文人家族史、香港作家等诸多符号，更使得其成为了当代文学谱系中的一个特殊化的存在。但是，描写的成熟并不能意味着一个人的创作就可以有了绝对赞许的可能。我之所以使用观照这个具有宗教意味的词语，而并非描写，即想表明：作家的写作不仅仅阐释了作家如何分析、认识世界，更是作家心中关于人性乃至于神性的思考的外延。这也正是莫言所说的：大悲悯。批评者如果仅仅关注于作家的写作技巧，无疑是一种盲目。 　　二 　　谢有顺曾经谈到过自己听格非说过的一段话：有一次, 我听格非在演讲中说, 当代作家写历史, 一般都不敢写器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即便写, 也写不好。像苏童的《妻妾成群》, 可以把那种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 但他还是不敢轻易碰那个时代的器物。能使读者感受到文本真实与情感的往往并非教科书上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日常的细微末节。一个读者的阅读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信息获取，而是通过所编排的文字从而逐渐引起自己内心情感的唤醒。而越为繁复的描写，其内在逻辑越为复杂，引导读者去唤醒情感的深度也就越深，对于的要求也就越高。葛亮在《朱雀》中尝试恢复历史的途径是使得众多宏大的历史事件进入文本中，然而当真正进入描写的时候，葛亮的个人经验顿时变得捉襟见肘。如果说葛亮的古代描写尚且表达了自己的古典文字功底，那么，当历史进入现代与传统的中间地带时，葛亮变得相当窘迫。程云和与老魏的死亡，看上去充满了时代的悲剧，却只是逡巡于情感的表达。读者甚至可以在诸多相似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中找到类似的情节与人物。葛亮无力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更何况这种情感也符合大众简单的历史想象。这种无力最鲜明的表现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周恩来、毛泽东的去世在文本中除了一个符号化的时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并不是葛亮的疏忽，而是他无法进入过去的历史当中，对于人的思想的种种细微变化，自然也无从理解。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外，他获取生活经验的他的长辈，所熟悉的时代也同样没有提供给他生活经验的传承。 　　在《北鸢》当中，葛亮无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将历史的长度尽量收缩，而将他所擅长的家族描写尽量延展，并索性直接以家族关系为线索进行叙事。很显然，在《北鸢》当中，葛亮选择并不直接介入历史，而是以家族的形式以考察历史中的家国关系。他在前言中说：那个时代，有大浪淘沙的沉淀，这种沉淀既可以解答为人性的沉淀，也可以推而广之，解答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