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docVIP

　　浅谈20 世纪40—60 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 一、贫穷成为日常生活 　　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标榜通过剥夺富人以号召和动员民众，却未能制定出任何有效的减贫战略。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推行贫困的道路，而脱贫始终未列入国家的优先发展计划之中，国家把所有资源都用于加速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抗来自外部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苏联政权建立伊始就一再渲染国家经济状况如何不佳，外部生存环境如何恶劣，并将外部威胁视为动员计划的重要前提以及封锁公众不满的手段。多年以后，莫洛托夫对苏联领导人关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做出了解释: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全民族都难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注定要停留在贫困的社会，至少在充满敌对的环境和铁幕神话的时候是这样的。 　　20 世纪30 年代大力推行动员计划、大规模镇压等强制政策，使民众深受其害，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丧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导致人口大规模贫困化，他们的集体记忆也受到了伤害。在他们的记忆中，战争是巨大生活灾难形成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流行说法是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该多好，这使得战争成为人们生活悲剧的标志。战争作为最大灾难的记忆，反映在人们对战后美好生活的预期中，但具体的需求( 住房、食物、工作) 却是最低限度的，即在仅有的资源范围内能够维持生存。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反而被搁置延期。暂时性困难成为人们理解这种生活状况的思想依据这是在过去战争的后果和新战争威胁的背景中产生的概念。公众所达成的共识是建立在暂时性困难这一认识和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的基础之上的。当对政府当局不得人心的行为缺乏合理的理由时，人们通常服从于政府的最高权威，认为既然是斯大林同志作出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办法都行不通。地方官员以及那些生活水平明显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民众的人们( 从黑市活动者到高薪酬的艺术家和学者) ，成为公众表达负面情绪的对象，而他们自身也积累了不满情绪。 　　在战后几年，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居民来保障的，通过提高税收( 农业税、所得税等等) 和增加其他预算来实现，例如以国家贷款的形式采购商品，这实际上带有强制性的特点。像战前一样，这一时期主要的预算收入是流通税( 占总收入的50%以上) 。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居民那里掠夺资金的一种形式，因为工业产品和食品的定价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尽管有权威的承诺，甚至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采取了某些实际的步骤，但是直到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1947 年到1952 年，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仅增加了3. 3%，税收却翻了一番。社会保障支出( 包括资助多子女及单身母亲的家庭)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4. 4% ( 国防开支增长47. 8%) ，但它们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 1946 年占5. 9%，1952 年占4. 5%) 。退休金及补贴金数额非常之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能在家庭收支中发挥显著作用。例如1948 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退休金及奖学金只占家庭货币收入的5. 5%，而工资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占85. 9%。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与战前时期相比，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食物是面包和马铃薯，由于面包的缺乏，因而对取代面包的马铃薯的消费是增长的。这种情况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前农村集体化政策的结果。 　　1950 年，谷物、肉类、牛奶、蔬菜等一系列食品的人均产量仍低于1928 年即农业集体化前夕的水平。根据1955 年进行的居民消费结构调查的资料，大部分居民的消费水平非常低，而且食品的消费不符合科学规范。除此之外，苏联的消费水平和质量严重滞后于主要西方国家的消费标准( 而苏联宣称这些国家的居民正遭受饥饿和贫困) 。这项研究的结果被列为最高机密。苏联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类似的掩盖已经司空见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受苏联部长会议委托。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因为在研究计划中纳入了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的数据，这明显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但反映了实际情况，苏联领导人渴望看到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真实情况这次调查和其他类似调查的结果都证明，政府当局正在认真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实施社会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包括了建立避免贫困的机制。 　　二、贫困的衡量问题 　　苏联社会到底有多少穷人? 尽管我们承认，对于像贫困这种现象的统计数据可能具有局限性，但是能够用来衡量贫困的也只是这些数字。但在当时并不存在类似测量的通用方法，研究此问题的专家引用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及主观贫困等概念，对这些概念的评定也采用了不同的办法。绝对贫困的计算侧重于最低消费标准( 另一个指标是最低生活标准) ; 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