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docVIP

　　浅谈《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诗经》阐释与刘勰诗学理论关系密切 　　中国古代诗学是以儒家为主体的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建构与儒家经典 的阐释，特别是《诗经》的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表现在经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汉代，而且贯穿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魏晋南北朝是经学中衰或者说儒学思想影响力被严重削弱的时期，也常常被人们看成是文学摆脱功利和追求审美价值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诗经》研究和阐释所建立的诗学原则与规范为人们所轻视。魏晋南北朝诗学理论的形成与系统建构，同样离不开《诗经》的阐释，与《诗经》阐释所形成的观念与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曹植、阮籍、左思、傅玄、挚虞、裴子野、葛洪、萧统、萧纲、钟嵘等人的诗学主张中明显见出，最典型的代表则是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关于刘勰与《诗经》阐释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了一些探讨，不过，这一探讨多停留在《诗经》学层面而不是诗学层面的，很少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进程来审视这一阐释的意义。 　　要理解《诗经》阐释与刘勰诗学理论的关系，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要明确刘勰诗学理论的思想性质是什么。《文心雕龙》全书贯穿着儒家的原道和宗经的思想，即使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也处处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在儒家经典中，《文心雕龙》又特别重视《诗经》，这是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诗经》集历史、政治、文化、宗教、文学艺术于一体，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先秦两汉始，《诗经》就被人们逐渐确立为经典，为人们特别关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学阐释活动也主要围绕着《诗经》文本展开。刘勰要弘扬经学大义，立于儒家思想层面看待文学问题，自然不能例外。 　　第二，要明确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是什么。刘勰所处的时代，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地位已遭到很大的削弱：以六籍娱心，对六经报以玩赏态度的人有之;叛散《五经》，灭齐《风》《雅》，对儒家经典弃之如蔽也大有人在;还有的人援佛入道，援儒入佛，对儒家经典作随意的阐发。刘勰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徒，撰写《文心雕龙》，自然包含着振兴儒家，维护儒家经学权威地位的意图与目的。不过，刘勰的主要目的在于文而不是经。刘勰所处的南朝是一个文学新变的时代，无论是以谢灵运和颜延之为代表的元嘉文学和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文学，还是永明以后的梁陈文学，其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使文学日渐摆脱政治教化与道德伦理的束缚，复归于审美与抒情，重视文学形式技巧，如词采、声律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对文学抒情性的重视常常又局限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只与帝王君臣之间的宫廷生活相关，所表现的常常只是些男女个人欢爱之情，甚至沦落到武帝每所临幸，辄命君臣赋诗的无病呻吟。对文学的这种发展变化，刘勰是不满意的。他写作《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先秦以至南朝宋齐文学的创作经验，纠正华而不实和滥情的文风、回应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而《诗经》作为儒家重要的文学与诗学文本，所形成的文学经验与诗学阐释传统，正为刘勰的这一回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 　　刘勰评价《诗经》有一基本立场，那就是他在《序志》篇所说的唯务折衷，它贯穿在他的全部《诗经》批评实践中。刘勰以宗经的眼光看待文学批评与创作，必然面临着宗经与审美之间的矛盾，而以《诗经》为垂范展开的文学批评，则可以很好地将经学批评与文学批评统一起来，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文学与经学、政治与审美、情感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的种种矛盾。比如，对风骨范畴的论述。在刘勰之前，与风骨相关的一些语词，如风力骨力气力骨法骨气，等等，在人物品评和书画理论中频频出现。人物品鉴以风气骨力论人，重视人物风神气韵的鉴赏;书画理论亦提倡骨力、笔力，气韵，追求一种与纤巧粉饰无涉、雄强有力的作品风貌，二者都主要是从审美方面规定与风骨相关的范畴概念的内涵。而刘勰提出风骨范畴，则将其与《诗经》六义和儒家诗教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论及如何形成有风骨的作品时，特别强调要学习经书，即所谓熔铸经典之范，同时也要参考子书和史书，即所谓翔集子史之术，这样才能使作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产生道德伦理方面的感动。同时，刘勰对风骨的重视与提倡，又是在充分考虑文学新变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之所以提出风骨范畴，也是意在拯救南朝绮靡文风所带来的文学发展的颓势，使文学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所以他高度评价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刚健清新、雄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并将它看成是风骨美的重要体现。 　　不仅是风骨，刘勰以《诗经》为范例对许多概念范畴的分析都体现了这种唯务折衷的立场。比如，论体性，一方面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观点，将情感、才性等因素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认为作家有了情感冲动才能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以《诗经》批评为标准，提出学有浅深，习有雅正，故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