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中国谏议制度史》.docVIP

　　研究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中国谏议制度史》 　　在中国有句流传久远的俗语：文死谏，武死战，它生动地描绘出古代臣下事君为国的最高道德规范，也说明了谏议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君主能虚心纳谏，臣下敢于直言劝谏，这是古代国家政治清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所谓谏议，简单地说就是指臣下对君主直言相劝，其目的在于减少君主的决策失误或助君主改正错误。谏议制度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突出贡献。因此，认识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和其发展中的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具有中华文明传统特色的谏议制度，学界虽有相关成果问世，但多数是在研究监察制度或政治制度时略有提及，尽管也有对唐、宋等朝代谏议制度的断代考察，仍缺乏对谏议制度全面、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谏议虽与监察有一些关联，但二者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谏议是针对君主的，而监察是针对臣下的。而以往的研究中，有重监察轻谏议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有所改观，由晁中辰教授主编的《中国谏议制度史》已由中华书局于2015年出版，该书还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续资助项目资助(10FZS015)，更加证实了对谏议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中国谏议制度史》共计64万余字，上起先秦，下至清末，对中国谏议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读该书后，客观地说，这是一部研究中国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在许多方面具有突破性贡献。总体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一、全书把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特点鲜明，脉络清晰 　　通读该书可见，整个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被叙述的很清楚，并归纳为如下四个阶段，还总结出了每一阶段的特点，使得全书的脉络十分清晰。 　　(一)先秦谏议制度的萌芽阶段 　　殷商以前，在残存的军事民主制的影响下，下属对君主(或首领)的劝谏是广泛存在的，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良好传统的开端。正如该书中所指出的，黄帝曾特设一明台，以广泛采纳民意;尧曾设欲谏之鼓，舜则设诽谤之木，大禹则设五种乐器，这些都是供下属进谏的工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舜还曾任命一个叫龙的臣下作纳言，具有了谏官的雏形。 　　殷商以后，则出现了以进谏为主的职官和专职谏官。西周设有司谏，还设有保氏保氏掌谏王恶。由此可见，这里的保氏当属专职的谏官。到春秋战国时期，谏官得到了广泛的设置，郑国设有司直，齐国专职的谏官为大谏，楚国的谏官叫箴尹，其他的诸侯国有的也设有御史和郎官等。这些官员有的是专职谏官，有的还负有监察或教化之责，它们都是以后谏官制度的渊源。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谏议制度的发展阶段 　　此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为适应政治体制的变化，专职谏官职能的强化和专门衙署的设立。秦汉皆设谏议大夫，专掌谏议，但人数上并不固定，在从属关系上属郎中令，故此谏议大夫此时尚没有自己专门的衙署。此外，秦时设的给事中，秦汉的御史大夫等都有类似谏官的职责，但他们除了有谏止或纠正朝廷阙失之责外，还兼有监察之责。另外，东汉时期的御史台亦兼掌进谏之事。汉代的谏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朝廷的决策，还涉及皇帝的言行等小节，特别引人注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政权更迭频繁，官职设置变化较大，在谏官制度上，西晋时始设的门下省是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门下省专掌谏议诸事，有自己的属官，这也标志着谏议官员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衙署，谏议制度因此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 唐宋谏议制度的成熟阶段 　　隋唐是谏议制度趋于成熟的最重要的阶段，三省六部制中的门下省为掌管谏议的最高衙署。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皇帝下达诏令，如门下省认为有误，则有封驳之权，即退还皇帝，请另颁诏令。著名谏臣魏征即为谏议大夫，门下省的长官。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陈子昂、岑参和韦庄等都曾出任谏官。杜甫曾任左拾遗一职，其著名诗句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生动体现了他直言敢谏的风骨。唐代还在科举考试中有意识地X罗谏议人才，比如特设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 　　在谏议制度上，宋代专设谏院。大文士司马光、欧阳修，著名清官包拯，都曾知谏院，即被任命为谏院长官。《资治通鉴》是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编成，某种意义上即可视为最宏大的谏议长文。另外，名士苏东坡、范仲淹、寇准、王禹偁、范祖禹等也都曾任谏职。宋代的谏官不只是向君主进谏，而且可以弹劾百官。同时，宋代御史台另设言事御史，亦兼负起谏言之责，从而开启了台谏合一的先河。宋代科举发达，士大夫阶层空前壮大，而且当时不罪言官，言官还可以风闻言事，因此直言敢谏一时成为风尚。 　　(四)元明清谏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