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全面转型与道德引领探究.docVIP

　　社会全面转型与道德引领探究 道德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支撑和内驱动力，任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需要道德的引领，也必然产生新的道德诉求。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满足社会发展所形成的道德需求，才能为社会转型提供正确的价值方向，确保社会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行。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对于道德更为急迫而深切的呼唤。 　　一、从单一性社会转型到社会全面转型 　　转型是社会积聚力量、获取新生的重要方式。每一次转型都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了新的发展进程。之前的转型虽然都是由不同的力量推动，但都呈现出单一性的特征。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政治成为驱动我国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中华民族在历经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以独立自强的姿态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里程碑，中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社会也迈向了新的纪元。其主要社会特征是：首先，差序社会格局被彻底打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等序社会逐渐形成。差序格局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成员依据血缘、出身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而享有不同的权利。社会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态，少数人占据统治地位，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表现出至上而下的一元向度，社会上层对于下层往往只拥有权力而不负有责任，下层则只承担义务而鲜有权力。而且社会阶层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下层甚至连生命权都掌控在上层统治者手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之外的社会成员都是以臣民形态参与社会生活，服从成为他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辛亥革命之后，我国并未达成实质统一，家长制统治依然是社会的主要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公有制改革，通过社会资源的公有，消除了由于私有财产差异所导致的人格差异，确保社会成员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则确立了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敞开了大门。中国人也首次以人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和责任义务。 　　单向的义务服从关系被互利互惠的人民关系所取代。其次，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得以确立。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集中社会资源进行重点建设无疑是合理的选择。同时，为了规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生产的信息对称，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模式，由政府计划组织实施社会生产和资源分配。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国家权力发挥着统摄性作用。革命时期，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是其突出特点。强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确保革命胜利的策略选择。建国以后，我们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思路，强调以国家权力支配社会建设。与计划模式相匹配，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格局也由此形成。随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强化，国家权力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私人领域也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管理的范畴。从这一阶段的社会转型看，社会变革更多由政治力量所推动，社会制度的建立也主要出于政治考量。以政治作为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有学者对我国近代历史进行考察后发现，从维新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治觉醒在文化转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得出在近代中国，人们是先有政治觉醒，然后才有文化觉醒的结论。 　　因此，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转型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动因。在一段时期内，政治所主导的社会转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弊端也逐渐显现。其中暴露出的最核心问题是：严格的社会管理制度极大约束了社会的流动性，而计划模式则将政府理性的不足转化为社会风险。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计划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而计划模式本身为社会生活开展提供了固定的框架，不利于发挥社会的创造力、压抑了社会活力，加之接近均等化的分配模式，严重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物质生活短缺匮乏，新的社会转型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再次重大转型的序幕。这次转型的标志则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根本方针。在新一轮的社会转型中，我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革。首先，以市场取代计划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模式，将经济价值实现置于社会生活的优先地位。显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当时我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社会生活的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经济目标。我们曾经将社会模式与意识形态过度联系，全面否定市场模式。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