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抗战文献国际合作开发的基本模式.docVIP

　　简析抗战文献国际合作开发的基本模式 　　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献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在此过程中，为保证合作工作持续、稳定、有效地开展，有必要建立一套双方认可、操作性强、具有约束力的机制，即建立一套适用的国际合作模式。合作机制的建立，既是保障每一项具体任务顺利进行的操作规范，也是实现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具体到每一项合作任务，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地位、合作平台的大小、基金储备的多少、文献规模的多寡以及前期交流合作程度等诸多因素。根据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以下简称抗战文献中心)等机构的工作实践和问卷调查分析，并借鉴和研究民国文献和古籍等专题文献的国际交流合作模式，笔者拟提炼以下6种基本模式，以便学(业)界在合作实践和学理研究时参考。 　　1合作编制文献总目 　　抗战文献，是一类客观存在的专题历史文献资料，它承载着其他任何一类文献所无法替代的历史信息。70多年以来，关于抗战文献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学界尚无定论，逞论共识。截至目前，在业界也尚未出版一部完整反映国内抗战文献典藏现状的书目或著作，更没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编目标准和体例。这不能不说是学(业)界的一大缺憾。 　　但是，关于抗战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业界却从未间断。根据笔者目力所及，早在1938年，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就联合成立了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开始推动抗战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至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北归时，至少著录有《抗战书目提要》1种、《战事史料集刊》(含丛刊)10余种、《各战区资料长编》14种、《抗战论文索引》3万余条、分类剪贴报纸50大箱等抗战文献初步索引资料。20世纪50年代，重庆图书馆开始整理其馆藏抗战文献，先后于1957、1958年完成了《重庆图书馆馆藏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第一、二辑和《重庆图书馆馆藏旧期刊目录》等抗战文献基础索引的编写工作;1984年，按《刘国钧分类法》完成馆藏抗战版图书27710种、60041册的分编和分库典藏工作;2009年重庆图书馆启动抗战文献中心建设工作，其基础工作就是普查全市抗战文献典藏情况，并于2011年公开出版了最终成果《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这些工作，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形式和途径各异，但其内容却趋同，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相当成效，为联合编制抗战文献总目工作，提供了前期基础和有益借鉴。 　　据笔者近8年的海内外实地调研结果看，目前国内抗战文献主要典藏机构对文献的整理、编目和典藏等处理方式，大致分为3类: 　　第一，通行做法是将其混编、混藏在民国文献目录中。如《民国时期总书目》(20卷)，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典藏的战时出版图书收录在册;同时，《总书目》又将战时期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印行的图书等文献排除在外。 　　第二，部分机构将其独立编目和典藏。如自20世纪80年代始，重庆图书馆将其相关文献按照《刘国钧分类法》独立编目和典藏;2009年抗战文献中心开始编制分类体例和技术标准，以便普查全市重点典藏机构相关档案、文物和文献;2011年，最终以图书、期刊、报纸、图纸4类基本文献为著录基础，形成《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推动重庆市范围内抗战文献独立编目和典藏工作。 　　第三，有少数机构基于抗战文献的历史价值、装帧形式、典藏规模和保存条件等现实因素考量，直接将其归类于新善本或古籍，并加以编目和典藏。更有甚者，将之直接归类到地方文献。 　　在海外，抗战文献的概念对其学(业)界而言，更是陌生，遑论理解其内涵与外延。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目前海外抗战文献具有典藏规模大、分布区域广、语言种类多、载体形式多样、归类标准极不统一五大特点。通常情况下，海外抗战文献分为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两大类。中文文献，一般又按照其本体形式分为图书、期刊、手稿、信函、札记、图片和影像等类别，并分散于各自机构的不同部(室)，诸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手稿部，音像部、图片部等部(室)均有相关文献典藏。至于西文文献的本体分类，那就更是千差万别，加之著录方式迥异等实际情况，为抗战文献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合作开发与利用，平添了不少困难和障碍。 　　基于以上调研结论，为促进和推动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第一步应该是，从宏观上把握海内外相关文献的总体概况和分布态势，而编制联合总目录又是实现摸清文献基本情况的基础。因此，规范抗战文献的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实现分目录交换和联合总目编制，以至建立总目录数据库等工作，是奠定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主要步骤和必经途径。 　　1.1统一文献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 　　抗战文献的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应以中国通行规范为主导，可以参照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以下简称CADAL)项目执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