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绿色金融体系—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扩展框架.docVIP

　　简析绿色金融体系—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扩展框架 　　当前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要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须多方共同努力，其核心目标是维持良好的全球生态环境。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着环境恶化问题和自然资本下降的趋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持续上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趋极限等问题，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其中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是社会个人力量尚未动员、地方保护严重、部门合作缺位、国家整体战略尚未形成，国际合作进展迟缓。 　　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公司提出的赤道原则得到国际银行业的广泛认同，碳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创新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金融和生态环保融合不断拓展。在中国，金融部门逐步推进两高一限和环保一票否决制等政策和措施，限制污染性的贷款与融资，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 　　最近，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首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相继发起和成立。但随着两行一金筹备工作加快，国际上对两行一金在绿色金融与投资方面的政策走向存在误解和疑虑;而从国内看，两行一金应做好企业和金融走出去的国际形象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在介绍当前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主要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和扩展公共池塘资源共同治理理论，分析研究当前中国在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构建社会参与部门协作国家规划国际合作四位一体多层次跨界合作治理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基础与扩展:公共资源的多层次跨界合作共同治理框架 　　(一)公共资源共同合作的微观框架及现实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跨学科研究理念和方法，对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等案例进行考察，分析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把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生物学家的经验结合起来研究，以理解生物世界有机体及其复杂过程的问题，认为选择有机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情形，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即将人类公共事务当成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能够进行自我治理，进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共同收益的公共事务领域(奥斯特罗姆，2012)。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包括自主治理模式多元化，认为好的治理应该是不同利益团体或者中心的竞争和制衡的过程和结果，是自我演变出来的多元治理模式，以解决单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并未带来社会福利增进的公地悲剧与搭便车问题。公共资源共同合作治理理论对于研究和推进构建多层次跨界合作共同治理绿色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上下结合、部门协作、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借助两行一金的成立契机，构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协调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实现国家形象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二)公共资源多层次跨界合作共同治理的扩展框架 　　生态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开放性和关联性，对待生态问题往往不能以行政区划和单一政策举措来解决。无论从地方和中央看，还是从国际区域和全球看，要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就要将金融政策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多层次性和开放性相衔接。一般地，政府由多种部门组成，而以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政府则分布于全球各大洲。于是，生态金融政策系统就是一个国际上以国家和地区为单元，国内以中央与地方为单元，具有多种中心，以维护良好生态环境为目的金融配置资源的公共池塘资源，可以粗略划分为以区域乃至全球为系统的国际公共池塘资源、以整个国家为系统的中央公共池塘资源、以地方为系统的地方公共池塘资源等三个层次，其中地方公共池塘资源还可以按行政级别往下细分，也可以生态特征分成跨地区的地方公共池塘资源。这就形成一个多层次跨界合作治理的生态金融的公共池塘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应具备的要素如下: 　　一是生态金融系统的整体性、分层性。所谓系统，就应当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绿色金融的推进虽可在单个国家层面上获得成效，但由于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巨大外部性，其最终的发展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同努力。在现代社会，政府组织在生态金融系统中是重要主体，可以分为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就要求政府组织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从整体原则出发，以合乎生态金融系统特征的行为理念，开展顶层设计和多层次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从微观看，引导社会每一个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参与生态环境的监督和讨论，是降低生态金融系统运行成本，收集民智的基本要求。而宏观看，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生态金融系统，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的绿色项目投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