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新闻报》鼎盛时期办报模式.docVIP

《申报》、《新闻报》鼎盛时期办报模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申报》、《新闻报》是全国齐名的两大民营报纸。两报均属商业报，也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都是在外报垄断中国报坛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之后两报先后收归国人所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报都被迫沦为汉奸报。抗战结束，两报又均为国民党接收。1949年5月，两报相继停办。二者都曾经历了各自的鼎盛时期。《新闻报》在美国人福开森主持期间(1899～1929年)进入全盛阶段，《申报》在史量才主持期间(1912～1934年)步入辉煌。本文主要从两报鼎盛时期的差异化办报策略着眼，来探讨它们各自取得成功的不同办报模式。 办报理念：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 《申报》和《新闻报》是旧中国上海的两份著名商业报纸，它们在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即“商品性”与“社会公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时态度明显不同。笔者发现，虽然《申报》和《新闻报》初创时期都表现为“重利轻义”，但两报在进入各自的全盛时期后出现不同的走向，《申报》趋向“重义轻利”、《新闻报》继续“重利轻义”的思路，甚至走得更远。这与《申报》属于文人办报，而《新闻报》属于商人、政客办报有着很大的关系。 鼎盛时期的《申报》由史量才主持。史量才是秀才出身，作为文人，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但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办学见效缓慢，报纸则是当时最迅速最广泛反映国情民意的强有力的救国工具。史量才怀抱“实业救国”和“新闻救国”的梦想，《申报》成了他实现救国梦的重要依托。《申报》在史量才眼里不仅是实业机构，更是文人论政的机构。他常说：“申报这两个字，印在报纸上，在别人的眼中看上去是黑的，在我的眼中看上去却是红的。”①其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苦心经营可见一斑。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史量才的抗日倾向日益明显，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日益不满。加上受到黄炎培、陶行知等一批爱国人士的影响，史量才的政治态度由保守转向激进，对《申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国民党改变军事“剿共”政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申报》后来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主阵地。 史量才除办报之外，还兼办其他实业，先后创办了中南银行、民生纱厂等。但他办实业并非只为盈利，而是“循义求利”。从1932年起，他还创办了图书馆、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申报服务部等一系列与《申报》一脉相承的文化事业。这些都可看作是史量才作为文人办报“重义轻利”的体现。史量才曾自剖心迹：“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② 《新闻报》的鼎盛时期是福开森主持时期。1899年福开森买下《新闻报》并自任董事长兼监督。福开森虽是《新闻报》的老板，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企业界的真实情况，毕竟有些隔膜，因而很少过问报务，而是委托总经理汪汉溪全权管理，自己更多时候是以政客、教育家、慈善家的身份出现。福开森自始至终并未把办报当成一种事业，《新闻报》可以说是他在中国牟取巨额利润、抬高自身政治地位的筹码。1928年北洋政府彻底垮台，福开森失去了靠山，鉴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日益高涨，国民政府对上海新闻界的控制加强，福开森误以为私营报业再无前途，遂于1929年作出股权转让的举动。而《新闻报》的实际主持者汪汉溪是个买办，曾任南洋公学庶务，因“调度得宜，勤勉不苟”、“诚正可靠”③，深得福开森信任，后被任命为《新闻报》总经理。为报答福开森的知遇之恩，汪汉溪秉承福开森意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人，汪汉溪在办报上讲的是地道的生意经，“商人专从经济上打算……只把报纸当商业来做”④。“以营利为中心”是汪汉溪办报的第一目的，所以在办报过程中更大程度上体现为“重利轻义”。 报道内容：偏重时政与侧重经济 在报道内容方面，《申报》偏重时政，而《新闻报》则侧重经济。两报在报道内容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容同质化竞争，使它们各自有了巨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申报》是综合性大报，主要侧重于时事政治性新闻。史量才把时政新闻报道视为激烈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之一。为此，他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新闻网，聘请当时的一流记者常驻各大城市或重要商埠，甚至在国外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都市也聘请了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信息网络，大量采用电讯。《申报》为与各报竞争政治新闻，1914年聘请著名记者“报界之奇才”黄远生为驻北京特派员，在《申报》上开辟北京通讯，深受读者欢迎。1916年又聘全国知名记者邵飘萍为驻北京特派员，《申报》为了突出政治新闻，特将邵氏的“北京来电”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并称它为“北京特别通讯”，表示与众不同。邵氏的“北京来电”不仅内容丰富、文字生动，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