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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性采访谈法律信仰缺失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专家、学者，尤其是新闻界对《新闻法》的呼吁从来没有停止过。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设立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对新闻事业中的各项事务做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呼吁一部《新闻法》，从而确立记者的合法权利，规范记者的行为，这看似合理的要求，实质上反映出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隐性采访 新闻法 法律信仰 在当代中国，“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出现在1982年6月，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则调工启示引出的报道》的文章，通过隐性采访向民众揭示了社会上某些服务性单位之间的“关系网”的内幕。①时隔十年，1992年中央电视台记者以隐性采访的方式，对河北省无极县的假药市场所作的报道《再访无极》，则是隐性采访在中国兴盛的开端。从此，隐性采访在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得不用→追捧→近乎滥用”的路。在这个过程中，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 采访，是一个记者获取信息的手段，也是最能体现记者职业特性的行为之一。所谓隐性采访，是指不公开记者身份或伪装成其他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意图，通过隐蔽的拍摄、录音等方法获取新闻素材的采访方式。②由这个定义我们不难发现，隐性采访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性：第一，记者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或意图；第二，被采访者不知道自己处于被采访地位；第三，被采访者的动作、声音、面貌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记录下来。所以隐性采访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状态的采访行为，由此导致的隐性采访侵害公民肖像权、名誉权等案例层出不穷，使得社会各界都呼吁出台一部《新闻法》，从而保障记者权利、规范记者行为。笔者将从由隐性采访所反映出的对《新闻法》的盲目崇拜和法律信仰的缺失方面做剖析。 （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新闻法》的呼吁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直到现在，我国的《新闻法》仍处于呼吁和立法规划阶段，距离一部可见的《新闻法》的时间还不得而知。 站在新闻界的角度上，我们希望一部《新闻法》能够明确规定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权”，最大限度地保障记者的合法权益；站在非新闻界的立场上，《新闻法》应该能够严格规范记者的行为，防止记者打着“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和“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尤其是隐性采访有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各种权利的损害。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设立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是没有必要的，隐性采访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完全可以用现有的法律法规解决。 第一，隐性采访侵害被采访对象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都有解决此类问题的相关规定。例如在1999年“湖美大酒店诉《海峡都市报》”案中，湖美大酒店认为《海峡都市报》严重侵害了酒店的名誉权，虽然《海峡都市报》提供了真实的电话录音，但此录音是在并未征得湖美大酒店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海峡都市报》败诉。这一案例恰当地体现了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隐性采访侵害当事人名誉权的解决办法。 第二，记者获取信息和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利在《宪法》中可以推断。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些条文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舆论监督权”，但这一可推断的权利已经非常明显。在这一点上，记者和其他任何公民都是平等的。新闻的舆论监督权实际上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引申和综合。③但我们也要明确，记者在获取信息和实施舆论监督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公民更多的特权。只不过记者除了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硬件条件――媒体。媒体不仅仅为记者提供了工作的场地，更为记者提供了使用大众传播方式的平台。这种平台使一些媒体在市场化竞争中迷失了方向，认为自己就是“公道的主持者”、“正义的伸张者”等。当采访受阻时，有些记者不再把心思用在思考怎样让当事人接受采访上，而是滥用隐性采访，甚至为了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不惜以暴制暴。 第三，当记者的权益被侵害时，也有相关的法律进行解决。记者是一种高危行业，在进行采访活动时经常面临来自对方的各种人身伤害，隐性采访尤其如此。由于隐性采访的对象大多是违法犯罪分子或者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事情，因此当实施暗访的记者身份、目的暴露后，当事人很容易采取非理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呼吁制定一部《新闻法》来保障记者的合法权利。前面已经提到，在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面前，记者和其他公民一样。因此，在采访或者隐性采访中记者所遭受的各种权利侵害，完全可以根据《宪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决。很难想象，一部《新闻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