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隐于市 一场关乎内心自然式革命.docVIP

大隐隐于市 一场关乎内心自然式革命“我跟很多朋友和同事讲过，如果几年之后一事无成，我把时间和金钱全赔了，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方茶桌后，李永明清啄一口新泡的雀舌后说。 做生意多年来，李永明也算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混过彩铃业，混过娱乐圈，见过最奢靡的，也见识过身体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抗。如今的李永明在经历了身心的全面休整后，重新出发，义无反顾。 李永明正在搭建一个全方位的中医平台，让人们通过课堂、网络的方式有机会了解中医、书法等经典体系，并希望从中启迪人们的智慧。这被李永明誉为可以终身奋斗无怨无悔的事业。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都经历过像李永明那样从物质主义到精神至上的过程，但是“想明白了”之后，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往往会与之前的有所相悖，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做有机食品的人，同时耕耘两块地——心地和土地。为什么做有机食品要有转化期？不仅是土地的转化期，也是心地的转化期。你要在三年之内培养出自己的心地，要从一个非有机的心态，转化为有机的心态。只有这样，这件事才能做下去。”吉云亮说，“我不光是在养地，我还在养我自己。最后会怎么样？你会喜欢你的土地，你会躺上去享受这块土地。”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城市里照样有自然人，自然人不是说自然的外表，而是自然的心，追求自然的精神，这个题目是城市的一种反思，对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信仰的一种反思。”当归中医学堂李永明说。 寻找心灵的安实归属 多年前，李永明曾是红遍中国的彩铃行业从业者中的一员，这是一项生意属性大过企业属性的业务，而且要经常和运营商以及娱乐圈相处。那时候李的业务已经相当广泛了，知名的唱片公司中，除了华纳都和他的公司签约合作，一年要支付的版权费就要几千万。 所以，李永明的生活是和娱乐圈同步的。一个星期不去酒吧K歌都不正常，每周至少吃两次鲍鱼，要么就是同样昂贵的其他海鲜，而且还要喝好酒。请客吃饭一顿饭不花掉万八千都不好意思。 虽然公司规模比现在大十余倍，但是李永明并不快乐，并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亚健康症状。直到他接触了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也决心投身这个行业。同样要混在圈子，但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几天李永明和一位著名的中医吃饭，对方请客，两人一人吃一碗面，点两个凉菜，人均就是三五十块钱。晚上八点以后约中医行业里的人见面都约不到了，因为他们要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一次，李约中医名家徐文兵吃晚饭，未果，因为徐老师说：“晚饭耗不掉，我不来，中午可以。” 和李永明有异曲同工之处，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也在自己60余岁时开辟了新的战场。位于广州市郊的丽江花园是一座宁静的社区，陈彼得在一栋居民楼下不太醒目的角落，租下了12平方米的门面，开了一家叫77G的快餐店。他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看上去不是太协调的组合，全视店主人当天的心情而定。在娱乐圈混迹的时候，他的抑郁症已经相当严重。去看医生时，他觉得医生也是疯子。最终他靠游山玩水，走回大自然，吃自然食物，甚至偶尔断食，让自己清零，成功对付了自己的抑郁症。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人们对于人生选择的改变，跟他如何来思考他的生活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这样解读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城市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运作的模式，其实是让人们怎么更好的、比较容易和方便的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消费实际就是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产物，是企业获得利润的空间所必然推动的，这种推动奴役了人们的思维。 人们是被这种消费主义绑架、追寻社会价值观所认同的东西，还是更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是鉴定是否属于“城市自然人”的重要分割点。目前身为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的钟芳，是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回国后投身有机农业。她认为，“消费文化就是让人去满足一时的欲望，然后再创造新的欲望，然后再满足的过程。”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摩托罗拉就可以了，后来有了诺基亚，再后来我们有了苹果，还不够，还要有ipad，而且拥有了之后就抛弃以前的。 “中国这种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消费文化也畸形地盛行着，人们活得太慌张了，但是我买那么多东西干吗？”钟芳反问道。 胡泳认为，西方的社会变迁中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在大规模的变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随波逐流，不由自主的，不允许你去思考，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只能是跟着走。 几年前从北大刚刚博士毕业时，钟芳的大部分同学都会遵循社会价值观评判标准来给自己安排一个看得到的前程。这个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