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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之于公众舆论价值刍议【摘 要】作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李普曼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和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然而，自媒体时代的生态环境已经与李普曼所处年代大为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带给公众舆论新的价值与可能。 【关键词】《公众舆论》 微博 李普曼 《公众舆论》认为，无限大的世界穷尽了人们亲历所有事物的可能，加之国家检查制度等客观原因的存在，人们只能生活在媒体提供的一种“假环境”中，即“拟态环境”。普通民众是“局外人”，他们既不了解情况，又缺乏理智。与之相对的是“局内人”，这些属于社会贤能的少数人受过特殊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确的判断并且发号施令。因而，李普曼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和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 “李普曼对公众舆论带有祛魅意味的解析显然稀释了我们心中的神圣情结，但如果由此认为培育一种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已无意义，那就未免显得过于超前。”①诚然，公众舆论在生成和流通过程中存有李普曼提及的种种局限，但我们不应就此放弃对开放舆论的追求。 如今，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烙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②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公众的发声平台，而且改变了媒介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李普曼心中的公众舆论在这个时代有了新的可能。 一、“不可能”的公众舆论 依据李普曼的梳理，公众舆论只能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其不可能性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解读： 1、主体：脑中满是“想象、偏见和成见”的公众 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而在李普曼看来，公众的头脑满是“日积月累的想象、偏见和成见”，公众的兴趣点只有在自己身上时才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全是“流行的虚构”。同时，公众也丧失了其独立性。“除了我们生活中极少数转瞬即逝的问题以外，我们在所有问题上能够做到的最大独立就是大力增加能让我们恭恭敬敬聆听其高见的权威的数量。”③ 2、客体：无法企及的“外部世界” 公众舆论的客体是 “外部世界”。可是，公众“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却“频频误入歧途”，因为有许多因素“妨碍他们接近事实真相”。“它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④ 3、本体：“模糊不清”的公众舆论 满是偏见的主体，充满限制的客体，使得公众舆论本身变得“模糊不清”。“在以达成表面一致为目的而冲突依旧的场合，向公众发出呼吁时运用愚民政策是屡见不鲜的”。⑤“直接行动的极限”不过就是“人人都在某个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争端中出于各自的实际目的而说是或者说不的权力”。⑥ 二、舆论载体的更新换代 在李普曼的讨论中，公众舆论的主要载体是报纸。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运行机制大同小异，均采用“二次售卖”的方式盈利，即用受众的订阅率（或收视率）换取广告商的广告投放，以赚取广告收入。如此的盈利模式便注定了媒体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受众希望报纸提供事件真相，以了解所在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报纸的生存命脉掌握在广告商手中。因而，报纸必须既为读者提供优质的信息产品，又要适度迎合广告商的需求。但读者与广告商的对立，注定报纸夹在中间的尴尬。最终，李普曼肯定地指出，报纸无法为受众提供完全的真相。 且不论李普曼的断定客观与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我国媒体的窘境。然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传媒环境耳目一新。 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5090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4.20 亿，较上年底增加约6440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由上年底的69.3%提升至74.5%。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 亿，较2011 年底增长了5873 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较上年底提升了六个百分点，达到54.7%。相当一部分用户访问和发送微博的行为发生在手机终端上，截至2012 年底，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2.02亿，即高达65.6%的微博用户使用手机终端访问微博。 “经过2011 年的高速发展，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使用的主流应用，庞大的用户规模又进一步巩固了其网络舆论传播中心的地位。微博正在重塑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