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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摘要：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体现了国家严惩贪污、打击腐败的决心，客观上也对贪污腐败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预防作用，但由于其存在立法上的不足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的滞后，影响了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介绍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尴尬现状的主要表现，论述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司法适用程序、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缺陷，分析了该罪在立法上需进一步完善，在配套制度上需加快建设步伐。只有从立法和制度建设两方面进行完善和加强，才能真正发挥该罪惩治贪污腐败的作用，从而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为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立法完善 制度建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尴尬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此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确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1997年10月1日，经过全面修订的新刑法，在这则补充规定的前提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了修改，并将其纳入新刑法的贪污贿赂罪一章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刑法修正案七又对此罪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数额越来越大 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甚至近期的上千万元，其数额之巨大足以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往往要比贪污、受贿的数额要大的多。如，“广西第一贪”李乘龙收受贿赂人民币37.45万元、美元.25万元、港币1万元，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民币有566.4万元、港币96603元、台币1000元、澳币500元以及首饰一批;安徽省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与其妻周继美共同受贿人民币116.4651万元、港币5万元，然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钱却有1233万元，几乎是“查实有去处的”10倍左右。 （二）、关联犯罪十分突出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诉和审判的案件通常与贪污罪、受贿罪相伴，很少有单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案的情况，多是贪污罪、贿赂罪的“附产品”。但在理论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其独立的构成要件，并不具有伴随性。产生这种伴随性现象的原因，在于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是以贪污罪、受贿罪等立案侦查后，对无法认定贪污、受贿部分降格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诉，可以说具有妥协性。犯罪构成的独立性与实践上的附随性的冲突，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尴尬处境。当然，这种尴尬处境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条文本身造成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缺陷和完善探讨而是现存的反腐机制存在着缺陷，表现为启动这一罪名的相应机制有较大缺陷，即缺少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监控和发现制度，不能做到对国家工作人员持有的财产 “实时监控”。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前置制度，以至于对本罪的揭露只是由于一些极其偶然的因素，通常是当贪官的贪污、读职等犯罪行为暴露出来以后其“巨额财产”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由于公职人员的财产未在阳光下，如果行为人不因其他犯罪或偶发事件(如失窃)而暴露，即使他聚敛了惊天财富，该罪也不会对之适用。 （三）、该罪已成为部分贪官的“避风港”和“免死牌” 在查处此类案件的过程中，贪官们大多不与司法机关合作。他们对自己拥有的巨额财产不是胡言乱语，作虚假说明，企图蒙混过关，就是完全闭口不谈，保持沉默。宁愿背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名，也拒不说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何以如此呢?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悬殊。一个最高刑是死刑，一个最高刑只有5年有期徒刑且立案标准达30万元这一悬殊无形中助长了贪官们的嚣张气焰:只要你不掌握证据，我就“死不承认”，我贪不够30万元，你就无法用刑法惩治我，我就是贪得再多，你最多只能判我五年。例如，2004年7月20日，被称为内蒙第一贪的肖占武因受贿490多万元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其因拥有380多万元的巨额不明财产被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肖占武也因此保命而退。过于悬殊的法定刑也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