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及税务筹划关系探究.docVIP

盈余管理及税务筹划关系探究一、理论依据 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在理论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体现在二者具有共同的理论依据。 （一）有限理性理论 西蒙认为，客观环境的复杂性、易变性等特点以及人类自身方面的限制，导致决策者的知识和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在从事盈余管理或税务筹划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以及主观方面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公司管理当局并不能考虑到所有的方案，其决策只是在有限的方案中相对最优的。 （二）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所谓互动决策，意思是博弈各方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例如A在决策时不仅应考虑B如何决策，同时也应考虑到B对A决策的考虑，从而选择最有利于A自身的战略。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实施成功与否均是企业与对手博弈的结果。企业实施盈余管理或税务筹划的动机取决于博弈的净收益以及风险程度，即净收益越大、风险越小，则动机越强。 （三）契约理论 所谓“契约”，是指一种规则，这种规则蕴藏在社会经济现象背后并支配着经济关系的运行。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连结”。由于有限理性导致的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以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准则制度的可选择空间以及滞后性，使得会计准则和税法作为契约，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备性。公司管理当局必然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选择有利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政策操控利润及应纳税所得额。故从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涵义 盈余管理即指企业管理当局为误导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际经济业绩的判断或影响基于财务报告数字的契约，运用职业判断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估计及方法或者通过构造交易事项从而操控财务报告的行为。笔者将税务筹划定义为：在法律、法规及规章未明令禁止的范围内，企业通过对各种涉税事项如生产、经营、财务决策等进行预先设计筹划以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过程。通过对二者定义的描述，可以发现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联系紧密，既存在共性又不乏差异。 （一）行为主体、行为客体的共性与差异 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的行为主体均为企业管理当局，同时行为客体均是会计数据。本质上这两种行为都是通过选择有利的会计数据时间和空间，采用有利的会计准则、估计、方法以及控制交易事项的发生时点从而对数据进行处理。二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税务筹划所处理的只是涉及税收方面的数据，相比之下盈余管理所涉及的范畴较广。 （二）目标的共性与差异 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两种手段，无论是盈余管理还是税务筹划，实现股东财富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同时也是二者的总体目标。盈余管理和税务筹划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目标和动机。税务筹划的直接目标及动机就是使税收负担在可选择的范畴内达到最低。相比之下，盈余管理的动机纷繁复杂。由此可见，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虽然总体目标一致，具体目标并不十分同步。 三、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在实务中的统一与对立 实务操作中，盈余管理主要是对财务数据进行操控，税务筹划也可采用相关会计手段，二者存在相似的操作方法。同时，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具体动因并不一致，实务中往往难以兼顾，因此不免会存在一些冲突。 （一）二者在实务中共同的操作方法 具体如下： （1）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变更。会计准则规定，会计政策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企业确需变更会计政策时，应采用追溯法对以前期间进行调整，只有当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金额不能合理确定时，才可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由于我国的现实环境，低廉的会计变更成本、简单的变更程序使得不少上市公司将会计政策、方法的选择与变更作为盈余管理和税务筹划的重要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企业财务报表往往能够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或者在不增加税收负担的情况下提高盈余，不失为企业盈余管理与税务筹划二者兼顾的首要选择。 （2）关联方交易。所谓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不以是否收取价款为判断标准的转移资源、劳务的行为。它并非法律所禁止，且不一定违背市场原则，但在实务中确实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和税务筹划提供了方法途径。例如，上市公司将自身的各项管理费用转嫁到母公司，将母公司利润转移到上市公司可以明显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而实现盈余管理的目标。同时，在母公司利润高于上市公司的情况下，通过以上转嫁行为可以利用母公司利润抵减上市公司亏损，同时又实现了税务筹划的目的。 （3）会计估计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涉及的方面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或年限的变更、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变更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方法以及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是企业在一定情境下主观确定的，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当局可以依照新的信息进行调整，从而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和税务筹划提供了契机。然而利用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税务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