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化路径的要素配置效应.doc

产业演化路径的要素配置效应 ——国际案例与中国选择 摘要：目前，中国产业发展不仅面临着被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巨大风险，而且很可能引致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体系和国际分工网络中长期处于缺乏核心能力、国际竞争力及价值创造的低端经营地位。通过剖析产业升级演化路径的要素配置效应，在对国际产业转移案例及规律进行深刻研究及细致归纳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应把英美产业内源性升级与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外源性升级结合起来，在主导、关键及核心技术领域，借鉴英美产业内源性升级经验，实行先发优势、自主创新及赶超战略；在一般技术领域，借鉴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外源性升级经验，采用后发优势、模仿创新及追赶战略，并遵循线性演化和非线性演化相结合的协同模式来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 关键词：要素配置，发展战略，产业升级 一、引言 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级、低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经济状态向高级、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经济状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国外较早研究产业升级演化路径问题的学者是Gereffi(1994)，其在对东亚纺织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曾深刻剖析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购买者驱动生产链中可选择装配进口零配件→自主进行生产全过程→自主设计产品→销售自主品牌产品的快速升级路径，即产业升级沿着组装加工→贴牌生产→自主设计制造→自有品牌构建的路径演化[1]。Humphrey和Schmitz(2000)指出产业升级的路径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升级或产业间升级逐步提升[2]。Ernst(2001)将产业升级方式划分为产业间升级(产业层级领域：低附加值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要素间升级(生产要素层级领域：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需求升级(消费层级领域：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功能升级(价值链层级领域：销售、分配→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及链式升级(层级领域：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3]。 以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国内学者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李娜等(2012)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或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4]。这实质是对“雁行模式”理论和主导产业替代理论的拓展，理论本质仍是要素比较优势的路径演变与动态转化。黄永明(2006)曾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及路径选择进行深刻研究，提出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的三种企业升级路径。其中，基于技术能力的企业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分别为“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企业加工制造经验丰富”；基于市场扩张能力的企业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分别为“渠道(物流)与品牌建设能力较强”、“品牌美誉度较强和国际市场开拓经验较丰富”；基于技术和市场相结合的企业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分别为“资本积累、研发、渠道及品牌经营能力较强”、“企业已深度切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和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能力较强”[5]。张其仔(2008)认为无论是Humphrey和Schmitz提到的产业升级，还是Ernst提到的产业升级，皆为产业线性升级，但一国及地区的产业升级既可表现线性形态，也可呈现非线性形态，一般由其比较优势演化路径所决定，且因其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呈现相异的演化路径。其认为，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产生分岔，表现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的交叉进行。非线性产业升级具有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和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两种情况：前者是指产业内升级达到某种高度后，再转向另外产业实行产业间升级；后者是指产业间升级完成后，再实现产业内升级[6]。朱卫平等(2011)采用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剖析产业升级内涵，然后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发展历程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概括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等三种广东产业升级模式，且依托理论成果与经验证据，认为加工程度高度化将成为未来广东产业升级的主攻点[7]。丁志国等(2012)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进行细致研究，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是驱动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发展的有效力量，而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8]。 以上学者对产业升级路径的研究，皆涉及到包括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在内的初级要素和包括技术、知识、信息、关系在内的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由低向高演进过程中分别所起的基础作用和关键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深层次理解产业演化路径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现有文献并未在各种要素、网络、发展优势、战略、产业类型等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机的联系和未被置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实际上，前人并未从微观角度更细致、更深刻地诠释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特征即要素配置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