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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益诉讼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摘要：虽然，近几年，中国不乏类似公益诉讼的案件的起诉和处理，但是，公益诉讼在中国并非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迄今为止，中国法学界对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本文从公益诉讼的来源开始，谈及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及在中国的实践，最后，就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的构建提出些许观点，以冀有所启示。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法理依据；法律建构 一、 概述 公益诉讼肇始于罗马法，成熟于英、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被称为罚金诉讼、公众诉讼，在它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一种制度。 如果说集团诉讼以保护群体利益为目的的话，那么，公益诉讼则是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旨归，诚然，公益诉讼的意义更加宏广，在价值理念上和程序规则上，公益诉讼更是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诉讼传统。公益诉讼有经济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之分类。公益诉讼的定位与立法模式提供的是一个不同于私法与公法的视角，而是把公益诉讼置于社会法的宽阔视野下，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的诉求的一种积极应对，法院和法官不再是局囿于立法意图的简单的操持者，而在具体案件中通过解释法律，在创制法律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由此做出的判定有可能产生与具体法律规范不同的价值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解释法律不再是立法机关的专权，也是司法机关为适应时代所需，为自己发展所需准备好的一种崭新的精神和理念。 所以，我们的司法敢于超越立法，立法一旦落后于司法，自己遭遇的不仅是颜面的问题，而是以长期的社会公益的遗失作为代价。 二、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消费公益诉讼则属民事公益诉讼的范畴，那么，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消费者诉讼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原告资格制度不健全、诉讼效益不经济和举证责任不均衡等，这导致诉讼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收效甚微。构建科学合理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对传统诉讼中的原告资格、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和诉讼激约机制等进行适当变革，才是出路。② 另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并不等于公诉，它既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又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机关的名义或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学说。该说基于起诉主体的不同，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维护公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传统理论并不认可公民可以就公害事件中所受损害提起诉讼。其理论依据是，行政法是从公益角度制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而非具体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从控制结果看，公民由公益所得的利益不是法的利益，而是反射利益。对反射利益受到的损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随着社会公益侵害愈加恶化及行政管理的不力，目前西方否定了反射性利益理论。正如外国理论所指明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单单一个行动就致使许多人或得到利益或蒙受不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其结果使得传统的把一个诉讼案件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越发显得不甚完备”③ 更为重要的是，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不断演进的今天，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与现实状况的严峻性正被逐步认识，允许公共力量适当介入私法领域已经势在必行，公益诉讼由此应运而生。此时，对作为制度瓶颈的当事人适格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便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④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并非是诉讼制度，只是一种崭新的诉讼理念及范式。⑤ 三、消费公益诉讼在中国的实践 丘建东，福建省龙岩市海平面法律服务所主任， 1996年，因打电话被多收6角钱将电信局告上法庭，索赔双倍差价1.2元，此案被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案”，丘相应成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从其时起，丘建东于2000年提起对黄山地名混乱误导消费者而，索赔1元钱的诉讼；2001年他就自己购买的电话号簿上查不到国家机关重要部门电话，状告电话号簿公司，要求退书并赔偿，此案被法院驳回；2004年9月，他又状告厦门航空公司，要求返还机场建设费50元并诉请撤消机场建设费，亦遭败诉。2006年4月13日，丘建东把福建省上杭县邮政局告上法院，诉称按照福建省邮政局规定，省内同城特快专递收费为10元，因此上杭县邮政局对同城特快专递收费20元的标准有误，要求退还其10元费用。由于上杭县邮政局将标准改为10元，丘建东遂撤诉。继丘建东之后，又有郑州市民葛锐在1998年，因在火车站被收取3角钱的如厕费而将郑州铁路局告上法庭；又有河北律师乔占祥因火车票擅自上浮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