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女性身体非客观解读.docVIP

大众传媒对女性身体非客观解读摘要:视觉消费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更重视“眼球经济”的发展。受利益的驱使,大众传媒寻找到一条夺取眼球的新路径――身体的展示,尤其是对女性的身体展示。文章以视觉消费时代为背景,分析媒介与身体的关系,并借鉴女性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阐述当今大众传媒为何对女性的身体进行非客观解读,这种误读有何呈现,以及在男女两性看与被看中隐藏的视觉权力如何将女性置于被动的地位。 关键词:视觉消费 身体展示 非客观解读 女性主义 男权至上 男性凝视 视觉消费 随着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传播媒介的发展,大众媒介已经逐渐进入到视觉传播时代。在这个视觉传播盛行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形象(包括人的身体),首先成为受众消费的对象。受众通过“看”这个行为来进行消费。这种视觉消费行为已不限于单纯的对物品的占有,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物品的符号交换价值及其意义生产交往①。其次,这一极具符号性的消费品往往可以激发出受众的欲望,并使其在购买产品时获得欲望满足的快感。在此,消费品本身的物质价值已不重要,其中隐藏的符号意义才是商品出售的重点。正如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消费的实质功能在于它有意义。我们要忘记消费的无理性,忘记物品好吃、穿起来漂亮、住起来舒服,忘记物品的实用性;反过来,我们要试着这样想:物品值得思考;同时,我们要把物品视为体现人类创造力的非语言媒介。”② 身体展示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日益摆脱原始性,成为社会动物的过程。人类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动物的身体,而是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工具。身体成为承载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并受到这些意义的规范和压制。社会通过某种权力机制或机构,如大众媒介来制定规范,规定身体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呈现出一种政治性。 如今大众媒介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示身体的美,包括健康与外观,尤其是外观。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对于美的标准不同,但处于社会上层,拥有地位和权力的人往往制定着美的标准。而借助于大众媒介的视觉化传播,如各种造星运动、选美比赛,这种美的标准传递迅速、广泛并且形象化。受众在媒介营造的氛围中逐渐被其主流化,开始认同、接受这一标准,并遵循这一标准去认识身体、改造身体,也就是产生了格伯纳所说的涵化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展示与商品的出售联系到一起,如各种整形广告、化妆品广告,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大众媒介对于展现身体乐此不疲,而受众为了达到美的标准也不惜代价。由此视觉文化在权力的支配下对身体进行了再生产,并通过对身体的塑造来协调社会组织,传递文化,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 这种在主导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再生产,无疑会给处于弱势的群体带来更大的压制,使得这些相对弱势的“身体”不得不屈服于其下,甚至在遭到贬低、轻视以及边缘化等非客观化的处理中不仅无力抵抗,反而可能完全失去自我意识,这一状况在对女性身体的表现上尤为突出。 大众传媒对女性身体非客观化解读的根源 首先是女性在性别、社会中的边缘性。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界定,其核心在于“阳物妒羡”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孩发现身上缺少男孩特有的阴茎,便产生了被阉割的感觉,由此导致她消极、受虐和自恋的心理倾向③。弗洛伊德认为,由于这种“阳物妒羡”,女性始终处于一种补充和寄生的地位。“当女性发现自己较男性缺少一样东西而感到低下一等时,性的分别便产生了。”④同时,他还把女性的羞愧与猜忌这两种性格也归纳于阴茎妒忌。正是由于自身被阉割,女性才会产生一种绝望感,而对人的猜忌,尤其是对男人,也正是来源于这种妒忌。古今中外,大部分涉及男女性别的理论都与弗洛伊德的立场相同,将女性置于性别的边缘化地位,使其成为一种被否定、被歧视的性别。 除了在生物学方面被否定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同样摆脱不了男权的牢笼。在中国的宗法体制中,女性丧失主体的现象在文化传承上有其传统性别规范的背景,如《易经》的阴阳观,董仲舒的阳尊阴卑、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在这种体制中开始被建构,女性被贬低在权力和欲望的最底层,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依附者。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从一出生起就要学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道德伦理秩序。这种男女两性主从定位的父权规范,让女性终生无法逾越家庭,不能参与到社会中去。而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因为无法像社会化生产劳动一样实现直接的经济价值,使得妇女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地位。现代社会妇女已经有权利选择外出工作,但仍然有大量妇女放弃工作重新回到家庭、走向社会边缘。这是因为女性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威胁着其精神和身体健康。其次,由于长期的传统熏陶,中国妇女重视家庭利益比重视自身利益更多,在家庭与社会之间选择时也受到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其在二者冲突时不得不放弃工作而回归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