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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率:困惑及出路消费不力：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消费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环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水平经历了“两上两下”，但总体呈下降态势。大体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开始经过4年的持续上升，于1981年达到最高点67.1％，比该阶段的最低点1978年的62.1％高5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上升是由于我国重新审视当时“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否定了改革之前的消费压抑政策，通过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措施，对改革前在城乡居民生活方面的历史欠账进行消费补偿。 第二阶段：最终消费率最高点为1982年的66.5％，比1981年的67.1％低0.6个百分点，1995年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58.1％，比该阶段的最高点低8.4个百分点，比历史最高点(1981年)低9个百分点。这―阶段，我国的改革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迈进，并推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出口总量进一步扩大，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的激增带动了国内生产的扩大，投资的收益率比较高，不仅推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一时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使得最终消费率相应下降。 第三个阶段：1996-2000年，最终消费率相较于第二阶段有小幅回升，但总的水平要低于1980年代2000年最终消费率为62.3％，比1995年上升了4.2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上升了o.7个百分点。1996-1997年，消费率小幅上升主要是因政府对前期过热的投资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投资增长出现明显的回落而导致的。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出口萎缩和相对过剩经济提前到来的多重压力，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主要经济政策目标，采取了―系列口降息、征收利息税等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全方位启动国内市场，使得消费率出现了缓慢上升。 第四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水平持续下滑，屡创新低，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7.4％，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政府的多项重大改革开始发挥作用，住房和汽车逐渐进人陕速发展阶段，出口的复苏、城市化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刺激我国固定资本投资迅猛发展，虽然社会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在快速增长，但是却慢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一个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指出，当下中国经济不在于增长速度有多快，而在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假如老是发展投资冲动型、出口依赖型的经济，而不是转到扩大内需型的增长，我国经济的增长不会持久。刺激消费的很多政策如果不明显，我国经济的增速势必会受到影响。百姓为什么不愿意消费。 应该说，造成百姓不愿意消费的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当前的收入及价格要素，但也和居民对未来的预期高度相关。仔细分析目前存在的居民消费不振现象，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居民不愿意消费，更多的是由于预期不佳而出现的不敢消费，决定消费预期的主要是收入预期在看淡，支出预期在看涨，价格预期在看跌。其次，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总需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这些政策措施并不十分理想，作用有限。这是因为，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机的配套，使其作用打了折扣。如降低利息的举措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配合，无法解决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发国债更多的是增加投资需求，且是乘数效应较小的基础设施投资，多次给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加薪，使其作用越来越有限。 从外在方面来说，限购令的出台，使得原先的消费领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近年来百姓在加大楼市和车市的消费之后，人们的实际消费能力已经大幅下降。特别是在目前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加大，房价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百姓的进一步消费需求被大大遏制了。 此外，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管理不力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商业欺诈、虚假广告、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的存在，使消费者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也大大地限制了居民消费，影响了购买力的实现。 同消费预期、政策因素一样，目前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率的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分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最为严峻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还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者需求减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这样会直接影响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