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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供给侧”改革促进企业持续节能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能源发展的第一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转方式”和“降成本”的重要抓手。在经历了从节能1.0时代的“管”和2.0时代的“推”之后，我国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当前节能工作正在迈向以“技术创新、系统优化、工艺改进”为主题的3.0时代，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改革为节能注入新的活力、应建立何种政策机制才能保证节能的持续推进，是政府亟待解答的重大命题。 　　一、节能3.0时代，节能形势更为艰巨，任务更为复杂 　　节能1.0的“管”和2.0时代的“推”，使得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但节能工作也面临“浮财”基本扫尽、技术潜力明显收窄的问题。节能1.0时代，政府通过建立国有企业能源配额管理和考核制度等行政指令性手段，严格控制企业用能行为，增强了企业节能意识，全社会节能工作体系开始形成。在“十一五”以来的节能2.0时代，政府建立了法规、标准、行政、经济手段等一揽子节能促进机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普及了大量成熟节能技术设备，企业能效明显提升。然而，随着常规节能技术设备普及率的不断提升，2.0时代节能推进模式出现了技术潜力收窄、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节能工作亟待开启新的篇章。 　　节能3.0时代，技术创新、系统优化和工艺改进成为企业节能挖潜的重点，但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前所未有。节能2.0时代之后，成熟的节能技术设备已基本普及，3.0时代企业若想进一步挖掘提升能效的潜力，必须立足于应用更前沿、创新型技术，在全生产系统层面重新优化能源的配置，以及尝试革命性工艺改进。然而，在节能重点由点转面、由浅入深转换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越来越少，技术门槛提高、投资规模和投资风险加大，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上的储备往往难以支撑。 　　新常态下能源价格走低以及高耗能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节能投资意愿。经济新常态下煤炭、石油等主要能源价格持续走低，虽然缓解了企业能源成本方面的压力，但客观上也降低了节能项目的投资收益，使得企业普遍缺乏节能投资的主观意愿。更为严峻的是，基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节能项目，通常需要5―10年甚至更长的投资回收期，且应用条件更高、不确定性更大。由于当前高耗能行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并不明朗，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大多数企业在节能决策时都处于“纠结”心态。 　　二、节能2.0时代政策“供给”已不适应3.0时代实际“需求” 　　2.0时代的节能技术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3.0时代企业深度挖潜的需求。在节能2.0时代，政府为企业节能提供了例如能源审计、能效对标、能源管理师培训、发布《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等方面的技术和信息服务，这些都为企业找到节能潜力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在节能3.0时代，企业节能挖潜的途径不再是简单的更换设备，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工艺环节，节能潜力更为隐蔽，需要专业化的团队、?过精细化的诊断、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才能找出。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政府出台的政策机制以及其设计和实施方式，仍显得比较粗糙、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 　　2.0时代的节能政策体系对企业最终决策的支撑作用仍显不足。3.0时代企业节能改造将由局部转向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除了经济效益以外，企业决策层将更加关注项目的成熟度、安全性和对正常生产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案例宣传、第三方效果核查等机制对推进高层决策尤为重要。然而2.0时代的节能政策体系总体侧重于技术因素，即帮助企业分析能效水平及发现节能潜力，而对于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情况及其能带来的综合效益分析（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改进、对生产稳定性的提升等方面）都不够充分，未能消除企业决策的顾虑。另一方面，在“以奖代补”等激励政策退出之后，节能市场信号进入相对“真空”时期，急需制定进一步调动企业节能内生动力的政策机制。 　　2.0时代对节能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市场监管已不能满足3.0时代节能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需求。随着全社会节能意识的提升，以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融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为代表的节能市场机制正在蓬勃发展。然而，节能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必然会遇到既有制度环境约束，也必然会出现市场乱象。例如，节能服务公司在为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时遇到的融资难、合同履约难问题，部分节能服务公司存在能力不足问题甚至发生的欺诈行为，严重干扰了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发展。这些现象说明当前政府对于节能市场机制迅速发展的准备不够充分、对于节能市场秩序的维护不足。 　　三、节能政策要由“政府+”向“市场+”模式转变 　　节能进入“深水区”，简单易行的手段越来越少，政府直接干预的空间越来越小，“政府+”的节能推动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节能政策的设计思路和体系架构要进行重大调整，在深刻把握3.0时代节能形势和企业实际需求基础上，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