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制度供给滞后悖论及逆周期监管.docVIP

金融监管制度供给滞后悖论及逆周期监管内容摘要：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创新与监管在长期内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由于金融创新总是能给监管施加冲击，导致金融监管为金融创新的进程所主导，因而监管制度总是滞后于金融周期的变化，这与监管的制度设计目的相悖。必须尽可能削弱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扰动与影响，弱化这一悖论的制约，逐渐向逆周期型金融监管转化。建立制度审慎的监管观，建立更有弹性的监管法规，建立双向信息交流系统，有助于对金融创新施加稳定约束。 关键词：金融监管 “创新—监管”周期 滞后模型 逆周期监管 “创新—监管”周期的提出 金融创新与监管是一对矛盾。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Kane在他的论文《Impact of Regulation on Economic Behavior》中阐述了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当政府设计出监管制度与规则，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金融机构必定会寻求各种途径来逃避监管，这一过程会促成金融创新；而当金融创新出现之后，监管机构发现原有的监管规则已经失效，必然会创设新的规则；新规则的出现又会刺激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因此，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是一种“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过程。 Kane将监管与创新描述成一种良性循环，在一个短时期内，这种描述是较为准确的，然而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考察，金融市场的运行却很难保持这种良性循环状态，正好相反，它以金融周期为拐点，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周期性运动，即：监管松弛—创新高涨—金融危机—监管强化—创新停滞—创新复苏。这个大的循环由两个不同的子循环组成，其一是创新的循环，在金融危机之前一个较长的阶段内是创新逐渐繁荣并达到顶峰的过程，危机之后创新骤然停滞，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缓慢复苏，表现为典型的“高涨—危机—停滞—复苏”周期；其二是监管的循环，以危机为界限，危机之后迅速进入监管强化期，这种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放松，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到来，表现为“危机—监管强化—监管松弛—危机”（见图1）。 “创新—监管”周期的四个阶段 如图1所示，以危机为起点，将一个完整的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创新的周期曲线近似于一个倒“V”型，监管的周期曲线则近似正“V”型。这种反向变化的关系绝非偶然，反之，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整个“创新—监管”周期的形成。 第一阶段：由于危机的爆发，市场风险极度放大，金融交易需求急速下跌，创新活动也随之骤然消减。此时，正常市场环境下的制度化监管方式已无法控制局势，为了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政府以强硬而猛烈的姿态介入金融市场，监管迅速进入空前强化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监管的行政性强化。 第二阶段：经过危机阶段的风险释放，金融交易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趋于平稳，但危机的阴影仍然影响了金融市场，当局开始审视监管的失误，并对监管的框架进行修正，在这些修订活动中，安全性成为主导性的目标，新的限制性规定开始出台。这一阶段，直接行政手段开始淡出，监管的强化以制度性的方式出现。在市场和监管的双重抑制下，金融创新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危机逐渐消退，金融交易渐趋活跃，在利益的驱使下，创新的复苏不可避免。原有的监管规则成为障碍，金融机构使用各种灵活的手段以规避监管，而这些手段本身也成为创新的一部分。这一阶段监管开始出现行政性松弛，由于活跃的金融市场给整个经济带来利益，因而当局对创新采取了默许和容忍的态度。 第四阶段：金融交易量持续扩大，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旺盛，新的交易手段、方式和工具让多数交易者受益。原有的监管规则已经难以对新的交易构成限制，监管当局也越来越满意于创新所带来的好处。监管制度的修正势在必行，在新的监管框架确立过程中，“放松管制”成为主题。因而，这一阶段的监管松弛主要是制度性的。宽松的监管环境进一步鼓励了创新活动，缺少制约的创新逐渐失去控制，最终成为引爆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创新—监管”周期的例证 “创新—监管”周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体现得最为明显，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例，1929年与2007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前后的制度变迁典型地演示了这种循环。 1929年之前，发达国家普遍信奉自由市场制度，系统性的监管制度尚未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自律，监管极为松弛，创新被视为正常与自然的市场活动并未受到过多的关注，金融机构的活动很少受到限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危机的爆发首先由股票市场的崩盘引起，在紧接着的大萧条中，金融体系的崩溃又使经济危机雪上加霜。此后，人们开始反思监管的缺位，自由放任的态度受到批评，政府对金融市场实施了全方位的严厉监管。1933年《银行法》（Glass Steagall Act）的出台标志着监管进入制度性的强化时期。在新的监管体系中，安全性的要求压倒一切，不惜以人为的方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