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进退之间未忘忧.docVIP

陶渊明:进退之间未忘忧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在他63年的人生旅途中曾先后四次出仕为官，并屡屡挣扎于进退之间。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经家叔陶夔推荐去州里做了一名祭酒（一种有名无实的学官）。这是陶渊明生平第一次做官，这一年他29岁。但不久，他就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刚入仕途就遇挫折，这对年轻的陶渊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辞掉祭酒后，陶渊明在家赋闲。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三十而立”的古训让陶渊明内心很不是滋味。但此时他却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恰在这时，朝廷的局势发生了好转。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陶渊明再次到州府赴任，入桓玄幕府，充当了一名参军。这一年，陶渊明34岁。第二年，江南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孙恩领导五斗米道徒起义，一时间所向披靡，攻下了许多地方。到了次年春天的时候，起义军已逼近京师。这时，桓玄便派遣陶渊明作为使者到建康，请求获准发兵。陶渊明到京都建康后，看到司马道子父子挟制皇室、专横暴虐，终于明白司马道子父子与桓玄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权力的倾轧、争夺，遂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就这样，他内心深处那份蛰伏已久的报国热情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退了。他感到自己这次出使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于是，他又心生退意，想隐居园林。就在这时，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因病逝世，陶渊明离开桓玄幕府回家奔丧去了。 陶渊明第三次做官是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这一年的2月，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因反对桓玄称帝而在京口聚义、讨伐桓玄，刘裕为盟主。这时，陶渊明应诏到刘裕府里做镇军参军。这一年，陶渊明40岁。陶渊明对刘裕寄予很大希望，想在司马道子父子及桓玄兄弟被除后大干一番事业，以实现他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刘裕在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后便开始耀武扬威、志得意满，陶渊明再次失望辞官。 一年后，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在时任尚书的家叔陶夔的帮助下去彭泽县做了县令。这一年，陶渊明41岁。陶渊明是这年8月正式担任彭泽县令的。11月的一天，郡里派来一名督邮。督邮作为郡官，代表郡守督察县乡，纠举所属县是否有违法之事。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州郡官无论大小，到下属县里检查都十分排场，甚至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索要贿赂，县令们无不巴结献媚。陶渊明生性耿直，对于督邮的到来不以为意。按照当时的规定，若上级官员视察，县令必须穿戴整齐的官服率众官前去迎接。故县吏对陶渊明说：“应束带见之。”这即使在今天似乎也不为过，充其量也就是相当于穿正装而已。但陶渊明对此感到十分反感，认为若依此就是对自己的屈辱，于是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日，他解去印绶辞官归家。从此以后，陶渊明不再为官。 一位从小就闻名乡里的诗人、文学家何以会四次为官、四次碰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与纠结？显然，官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当官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当官要一脸端庄、一腔虔诚，主义刻在脑门上，功夫全在表情中。当官得会“装”，任你开多长的会、讲多废的话，都能听得津津有味，时而画重点、做笔记，时而眉头紧皱做忧国忧民思考状，时而又要颔首微笑做领会状。当官要作报告、念文章声情并茂、朗然如己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条理明确、思路清晰。当官要脸皮厚，不怕挨骂，因为世上没有不挨骂的官。领导训话时，一定得做仿佛认真状。至于跑官、要官、买官、骗官那更得狠下心、撕下脸。当官得有城府，嘻嘻哈哈、老僧入定，该糊涂时绝不明白，该明白时绝不糊涂。所有这一切，岂是一介书生陶渊明所能胜任的？当然，陶渊明也并非真的就做不到，实际情况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陶渊明的性格注定他做不了官。陶渊明刚介孤直、洁身守志，宁苦其身也不使自己人格受辱。有道是“仕宦中无骨人”，要当官就得放弃人格尊严，就得察言观色、趋炎献媚；而陶渊明则不肯违己。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正是陶渊明的性格造成他人生的悲壮与苦闷。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颂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诗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世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确如此，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尽管他是辞官归隐、清蹈衡门、高唱自然真趣，但他始终有一种忧愁、一种焦虑、一种苦闷；虽然隐居，但思想却十分纠结、矛盾。这从他那篇千古传颂的《归去来兮辞》就能看出。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去官归家后在心情抑郁、愤愤不平的情况下为了一吐心中的愤懑而写成的，它是作者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读全诗，虽然通篇都在抒写诗人的还家之乐，但只要稍加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