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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监督主业，完善监督格局 　　编者按：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曹建明会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率连年走高，今年再创历史新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的结果。本次报告在今年的工作安排中，先后八次提到“检察监督”，一定程度反映了检察机关履职观念的转变、检察职能范围的变化以及履职重心的调整，检察监督体系在不断推进的实践探索中发展完善。 　　2017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在2017年工作安排部分，提出将大力加强检察监督，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强化刑事检察监督，深入推进民事检察监督，积极探索行政检察监督，深化控告申诉检察监督，强化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完善专门检察监督格局。 　　发展完善中的检察监督 　　媒体注意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2013年、2014年、2015年均没有提及“检察监督”的内容；在2016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两次（“在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上专题汇报司法改革和检察监督情况”和“开展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而今年的工作安排中，先后八次提到“检察监督”（摘自《新京报》2017.3.13）。“检察监督”出现在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频率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检察机关履职观念的转变、检察职能范围的变化以及履职重心的调整，检察监督体系在不断推进的实践探索中发展完善。 　　其实，检察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日趋合理化的过程。在社会环境与政治制度的共生互动中不断调试职能范围以求合理性，是检察制度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检察改革的原动力。中国的检察制度首先是法律监督制度，其产生目的就是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拥有者使用权力的随意性，为权力划定界限，而不是建立带有抛硬币性质的偶然性的权力惩治机制。强化法律监督始终是贯穿全部检察工作的一条主线，把握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功能，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局和高度出发，健全符合法治发展趋势的检察监督制度，切实遵循宪法定位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检察制度才具有更为长远的生命力。 　　检察监督体系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体系，也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还处于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健全完善的过程。其实，法律监督的概念自从在检察制度中使用，就一直处于内涵流变的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评析前苏联检察时是将法律监督的内涵解构为“司法监督”和“一般监督”。检察机关重建时期，法律由最初的“合法性”中的法令、政令、带有强制性的决议，缩小为刑法，“去苏联化”的“法律监督”被本土限定为刑事案件司法监督上，在地方实践中甚至进一步萎缩为职务犯罪方面的监督。伴随着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已?超出了犯罪监督的范围，延伸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权能也从犯罪监督推进到整个诉讼监督，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成为比较稳定状态的检察监督职权配置，与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核心职能相互配置，通过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其本质属性是“司法监督”。检察权的功能体系中的“法律监督”内涵是在繁衍中发展的，检察监督体系没有被固定的理论和成型的制度左右，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调整完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性的发展道路。 　　党中央始终重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以及检察权的监督属性，十八大以来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提出了要加强法律监督。三中全会重申了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法律监督向监督行政执法领域延伸。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提出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行为予以督促纠正，探索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拓展到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司法监督。六中全会提出党委要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中，每次都有检察机关的任务，可以说，强化检察监督是党在执政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要求和希望。 　　检察监督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定型，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法制建设等状况而变化的。多年来，检察机关的属性定位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的争论点、司法实务界的困惑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完善，总结和巩固了前一阶段司法改革的成果，检察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强，检察监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