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论译者.ppt

 第五讲 中国古代译论 一 中国翻译史分期 马祖毅(1984)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刘宓庆（2005）则将其归为五个时期： 佛经翻译期、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期、 清末以学术翻译为主的综合翻译期、 20世纪上半期的综合翻译期、 20世纪下半期的综合翻译期。 一 中国翻译史分期 陈福康（1992）将其分为四个时期： 从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为古代部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为近代译论；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为现代译论； 第四个时期则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为当代译论。 因为本节以史为重，强调时间的传承，所以，在对中国翻译理论史进行梳理时，采取了陈福康的分期方式。 二 中国古代译论 支谦的“文质”之争；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鸠摩罗什的“论西方辞体”； 彦琮的“八备”说； 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和“五不翻”； 徐光启的“超胜”说。 （一）“文质”之争 “文质”之争是由支谦在《法句经序》这篇中国译论的开山之作中提出的。 支谦(3世纪人)，又名越，字恭明，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译经较多。并且，他所著《法句经序》总结了三国以前的中国译论，其中的“文质”之争是中国翻译史上关于“直译”、“意译”的最早论述。 支谦……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成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节录自《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 （一）“文质”之争 细读原文，“文质”之争是《法句经序》中所描述的以维祗难为代表的“质”派与以“支谦”为代表的“文”派关于翻译佛经应该采用“质”译还是“文”译的争论。支谦一开始不赞成竺将炎在翻译佛经时采取直译，即“质”派的做法，认为“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其辞不雅”。但维祗难强调译经不必讲究文饰，不赞成意译，“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只要做到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就行了，而大家又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话来支持维祗难的观点，强调译经应该注重意义的传达，“实宜径达”。因而，支谦在翻译《法句经》时，便采用了直译法，“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了。这便是“文质”之争，也是最早的关于“直译”、“意译”之争的论述。 （一）“文质”之争 《法句经序》支谦此序，在中国译论史上的意义有三： 其一，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恰如近人罗根泽说的：“所以需要翻译者，本来就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名物不同’，而惟其‘名物不同’，所以‘传实不易’，惟其知道了‘传实不易’，所以才能引起翻译的研究，提出翻译的方法。”‘此序指出翻译的困难，对后来的进而才提出翻译的方法，有很大的先导作用’； 其二，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我国译经史上始终存在着“文’，“质’两派。近人梁启超说：“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虽谓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翻译文学与佛典》)支谦倾向于‘好文’，维祗难则‘好质’。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两派的一场论争，不过“文”派的观点没有充分展开。今人任继愈指出，这场论争，质派虽然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中国佛教史》)．可见“文”、“质”两派虽然对峙，却历来不是水火不容的。 （一）“文质”之争 其三，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维祗难等人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不仅有“佛言”，而且有中国古代的老子与孔子(见《周易·系辞》)的言论。他们的这些论述，又与古代传统文论息息相通，从而又使此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篇。钱钟书指出，“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管锥编》)这大概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吧? 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二）五失本三不易 道安在《摩诃钵罗着波罗蜜经钞序》这篇 “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钱钟书）之论的序言中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是中国古代译论史上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道安(314—385) 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是东晋·前秦时高僧，也是佛经翻译评论家。公元383—385年，前秦苻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道安在其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