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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机成为一种信仰 ——《盲井》中不可不想的事 电影《盲井》讲述的是两个从农村来的农民工，利用在煤矿打工的机会，在下井的过程中杀死工友，尔后谎称矿难，以伪装的受害者亲属身份趁机向煤矿主敲诈勒索的故事，后来偶然地两人认识了因为无钱上学而辍学外出打工的元风鸣，于是新生故伎重演的打算。可是宋金明在和元凤鸣相处的过程中逐渐被他的善良和淳朴所感动，在唐朝阳一次次催促下手时，都被宋金明用种种借口否决了。最后无奈之时，唐朝阳心生将宋金明和元凤鸣都杀掉的想法。紧急关头宋金明挺身而出，将唐朝阳杀死，而自己也在矿难中死去。元凤鸣拿着矿难赔偿，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看罢这部电影，发现其中有一些不可不想的事情。首先，两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工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凶残，草菅人命。其次，为什么两个农民工会发现这样一条生财之路。 第一件不可不想的事，背后影射的是当下整个农民贫穷的生存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公平问题。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状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过去我们对贫困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层面，但现在贫困却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僵硬的社会结构，一方面表现贫困群体为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贫困的复制或再生产。 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民的收入低，有许多的原因，不规范的分配制度、非法的财富转移、税收的“逆向调节”是最主要的三个因素。透过这些原因，可以看到农民和其他阶层在社会权利上的严重失衡。就像富人和穷人不仅在物质财富占有上是无法比拟的，就算是在表达自己的权利时，也没有富人那么充分。在现实社会中，富人就是强势群体的典型代表，穷人则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作为富人的强势群体，他们因为掌握大量的物质财富，可以形成一个同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联盟，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社会公共舆论、主导性话语。时间久了，在两个群体之间就会慢慢形成一种阶层意识，这个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称谓就变成了“我们”、“他们”，由此会生发出相互之间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仇富情结”。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中，农民是弱势群体，会越来越受到业已形成的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排斥，在没有充分话语权和利益均衡体制的情况下，贫困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僵化的结构，流通是那么的少，那么的困难。另外一个方面，弱势群体是可以复制和再生产的。前面已经提到了两个阶层意识形成，贫困成为一种固化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缺乏社会阶层流通渠道的社会里，只有少数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离开原来的贫困阶层，主要人群就是从贫困农村考上大学的孩子。至于那些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人，他们要么留在农村务农，要么外出打工，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掌握话语权的强势群体阶层。结果，贫穷的人还是贫穷，富裕的人可能会更加富裕。 既然贫困成为了一种社会结构，那么，要想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个人是渺小的，力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村人都被迫外出打工，靠劳务输出养活自己和家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形成了农民工阶层，他们只是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收入有限，但他们会把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作为留守在家的孩子上学的花销。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上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下一代的处境，避免子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农民。在影片《盲井》中我们也看到，唐朝阳和宋金明两人背井离乡，当了煤矿工人。在缺乏安全设施，矿难频繁的小煤矿里挥洒汗水，可心里惦记的还是家里的亲人和上学的孩子。不过不像其他的农民工踏踏实实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两人长期在煤矿上混迹，对煤矿业的安全现状和煤矿主害怕矿难的心理都非常了解，这就促使他们俩抓住了这个投机蹊跷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贫困有时候会导致一种投机的心理。 第二件不可不想的事情，就是官煤勾结和矿难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官煤勾结导致了矿难频发，在治理矿难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相互博弈的利益链。在影片《盲井》中我们看到，唐朝阳和宋金明所在的小煤矿都是无证经营，非法采矿。因为地处偏僻，煤矿主心存侥幸。就算是事故频发，但也没有受到有效的处罚和整治。这种失序的采矿业背后，是官商勾结的噩梦。有的行政官员采取“不作为”的方式，不直接投资煤矿，而是采用入干股，或者背后操作的方式投资煤矿业。他们接受煤矿主的贿赂，对安全忧患视而不见，管理职责、督察意识被抛置脑后，直到矿难发生后，还想方设法帮助煤矿主隐瞒事实，逃避责任追究。总之，在煤矿行业，投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一般地，煤矿是通过私了的方式来处理矿难事故的。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命值多少钱。唐朝阳和宋金明正是认准了煤矿主害怕出现矿难后被调查的心理，两人才打定主意决定铤而走险。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是高风险的勾当，但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他们选择了投机。之所以说他们是在投机，坦白地说，这种事情有很大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