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治政理念.docVIP

　　《群书治要》“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治政理念 　　在国家治理理念中，德治和法治始终是两大主流思想。 　　德治强调道德的教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推行道德教育，使人的道德素养提升，耻于作恶，家国天下自然太平。法治主张依法治国，认为人都有自利性，在这种人性认知状况下，道德显得苍白而空洞，只有立法、执法、守法，使得人人不敢作恶，才能达到国家治理的目标。作为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足以贻厥孙谋的资政大观《群书治要》，该书在总结历朝盛衰兴亡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明确表达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治政理念。 　　一、以古推今，治国大律，重德必治，独法必亡 　　魏征等人编纂的《群书治要体论》，阐述了从春秋到西汉的治国思想的转变过程：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 　　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至于始皇兼吞六国，遂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大悦。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议论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风。至于孝武，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禁固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春秋之时，古往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逐步得到毁坏，道德教化不能实行，子产做郑国的宰相时，将法律条文陶铸在了鼎上，由此苟且浮薄的霸道政治产生。到了战国，韩国用申不害，秦国用商鞅，大兴连坐之法，建立灭九族的株连制度。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后，焚书坑儒，毁坏仁义道德之言，专门任用刑罚，但是天下并不大治，反而奸邪丛生，仅存二代，秦就灭国。汉取而代之，高祖放弃严刑峻法，仅约法三章，休养生息，天下大悦。孝文帝即位之后，亲自倡导落实清净仁爱的为政理念，谈论政务时，必求仁慈宽厚，天下化恶为善，国家大治，刑罚多废弃不用。到了孝武帝时，兴兵黩武，劳民伤财，百姓虚弱，贫民若违反法律，酷吏便施以重刑。张汤、赵禹等人，分列专项，严密法令，禁令之X日积月累而更加细密，连专门从事法律的人员都难以看完法律条文，狡诈的官员由于没有了道德的约束与追求，趁机钻法律的漏洞，犹如商人一般进行权钱交易，议论者对此无不怨恨、担忧。 　　《群书治要蒋子万机论》中更是详细地分析了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所在：昔秦穆公近纳英儒，招致智辩，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谄，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夫汉祖初以三章结黔首之心，并任儒辩以并诸侯。然后罔漏吞舟之鱼，烝民朴谨，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 　　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名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竖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 　　秦汉之所以兴盛，原因是相同的，秦汉之所以灭亡，原因也是相同的。秦之兴盛，在于秦穆公招引聪慧善变的士子，知晓富国强兵之策，秦朝灭亡，在于始皇坑杀儒生，刑罚治国。汉朝兴盛，在于高祖最初用约法三章安好百姓，同时任用儒生合并诸侯，法令宽松可以漏下吞舟的大鱼，民风淳朴，有文景之治的大治景象出现。汉宣帝继承六代先帝弘大的基业，四周少数民族不敢来袭，百姓厌倦战争苦难，天下形成归附之势。他却以严刑峻法对待百姓，鄙视儒家的伦理道德，专注于刑名的法家学说，任用石显、弘恭之辈，堵塞民众言路，凡事独断专行，致使不过三十年，汉朝就成了王莽的天下。秦始皇仅仅凭借刑罚治国，灾祸很快殃及自身；汉宣帝喜好刑罚治国，很短时间便丧失天下，与秦朝灭亡的原因没有多少不同之处。 　　纵览中国历代兴衰之历史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社会兴盛，一定是教化大兴的时期；凡是国家衰败，一定是严刑峻法治国、道德沦丧之时。以古推今，我们就会得出国家治乱之总规律：重视德教，天下大治，独任刑罚，国家危亡。 　　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以德治民，有耻且格 　　不同治国理念下的国家，治理效果是大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治国理念的优劣之分。《群书治要》作为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集大成，是千百年来行政管理经验、方法的总结，是古代圣贤智慧的集合，其中对于德治、法治理念的优劣，分析的非常明确。 　　《群书治要史记》中记载：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X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 　　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意思说：汉朝的兴起，去掉棱角力求婉转，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回归质朴，法X宽松的可以漏掉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