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国民投资率,中国经济论文.docVIP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国民投资率,中国经济论文 　　一、引 言 　　2008 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系统性风险，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声日益强烈，作为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长期以来依赖高投资、高贸易顺差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不仅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经济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2011 年中国贸易顺差 /GDP 之比已经从 2007 年的 8. 8% 回落至约 2. 5% 的水平①，然而投资率依然高歌猛进，资本形成总额 /GDP 从 2007 年的 41. 7% 上涨至 2010 年的 48. 6% .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过高投资率的福利损失如何？ 关于这一核心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明显不足。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 　　国民经济投资率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学术话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涉及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资源配置等等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投资率也是中国的重要经济现实问题，高速的投资增长在推动 GDP 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居民消费增长的空间。我们的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率远超过发达国家及投资扩张时期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是否合理有效并且可持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媒体、民间、政界大多数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是低效率、不合理、难以持续的，而学术界关于中国投资率的高低，却一直争论不休，尚未达成共识。 　　学者们试图通过各种指标来度量中国的投资效率，如 K/Y（ 资本产出比） （ 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 ,ICOR（ 投资增加量 / 生产总值增加量） （ 张军，2005 ） ,TFP（ 全要素生产率） （ 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Islam,2006） ,动态效率（ 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 刘宪，2004） 等。 　　最近的一些研究包括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 2007） ,他们用 MPK（ 资本边际产出） 的指标衡量了中国的真实资本回报率，指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他们的计算表明中国从 1998 年以来的资本回报率是 20% .①与此相同的观点是卢锋（ 2007） ,认为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是较高的。因此，这些研究往往被用来支持一个推论，即中国投资率高是合理的。 　　尽管关于中国经济投资率的研究非常多，但我们认为这些文献似乎还没有直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太高还是太低？ 如果太高，高多少？ 投资率过高的损失是多少？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必须确定一个中国最优投资率的比较基准。根据经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最优投资率是实现代表性个体的跨期消费效用总和最大化条件下的投资率，综合考虑投资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投资的收益是未来的更高产出，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当期所牺牲的消费效用。根据这一原则，投资回报率或利润率高并不能证明高投资率就是合理的。例如，在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资本存量很低的情况下，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极高，但是当期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投资的边际成本会更高，导致近于零的投资率才是最优的，高投资率的社会福利后果则是灾难性的。 　　用社会福利为终极目标进行投资率研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社会福利的计算本身。由于这样的计算涉及到投资的长期回报，所以计算的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社会利益，还应该考虑到未来各代的社会福利的总和。一旦社会福利的计算能够确定下来，这一研究的好处在于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准结果，即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是多少。有了这一基准结果，我们还可以计算： 如果现实的投资率偏离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它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是多少。 　　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评判中国当前投资率是否合理，与中国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增长路径上的投资率相比是否过高，如果过高，将进一步估算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福利损失。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确定一个比较基准，即中国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增长路径上的投资率。这一基准投资率来自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增长模型，即我们从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出发，试图给出以跨代社会福利的折现值总和最大化为标准来计算最佳投资率。该模型涵括中国经济消费偏好、技术增长率及投资折旧等基本事实，但是其目的并不是描述或解释现实的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现实的投资和增长路径是我们所评判的对象。 　　具体地，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出发，结合国内外因素，反复校准有关参数，力求符合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在没有把握之处，我们给出参数区间，用以框定计算结果的上下限，摸清模型的灵敏度。在模型计算上，我们运用国外最近出现逆向积分（ backsey 经济增长模型作为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