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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道德建设之人性基础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的任务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迫切。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和学者对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成效显然不尽人意，甚至一些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违背道德的现象越来越肆无忌惮。避开法律规范不说，仅从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本身的某些缺陷也是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成效捉襟见肘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从市场经济道德建设之人性基础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力争能为更加有效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提供某种帮助。 　　一、两种人性的一般思考 　　道德是关于人的道德，它若要有效地引导人的动机并且规范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人的本性，引起人的共鸣，从而才能对人有劝导作用。然而人性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传统伦理学只从一般的角度思考人性，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的当代社会中，人性的思考应该超越一般的层面，进一步深入到人的职业层面。顺此思路，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思考人性问题。 　　首先，我们从一般的层次来思考人性问题。所谓一般的层次，这里特指人作为一般的人或社会的人的层次。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伦理学家都把探讨人性作为探讨伦理学的基础。他们探讨的人性都是一般的人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伦理学家们对于人性或一般的人性的各种态度：其一，从古代（这里的古代包括近代在内）伦理学家和现代伦理学家的基本区别来概括。一般来说或从主流来说，古代伦理学家探讨的是先天的人性，不同古代伦理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人的先天本性究竟是什么；现代伦理学家则侧重于强调后天的人性，他们更加倾向把人的本性看成是人后天自由选择的结果。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1] 18的时候，若是我们从广义上把人性和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回事情的话，那么，它也是从后天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本性的。其二，从古代伦理学关于先天人性不同观点的基本区别来概括。尽管古代伦理学家从先天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人性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把他们的理论分为相互对立的两类，即：他们或者认为人的本性是人的理性；或者与之相反把人的本性理解成为人的感性。这一情况，无论在西方伦理学中还是在中国伦理学中都是如此。在西方伦理学史中，伦理学家用理性和感性来表达人的本性。他们大多认为人既有感性的一面又有理性的一面，但是，在人究竟何以为人的问题上，他们则有的强调人的理性方面，有的强调人的感性方面。在中国伦理学史中，伦理学家用性善和性恶来表达人的本性，在他们那里，性恶论实际上就是人之本性的感性论，而性善论实际上就是人之本性的理性论。因此，尽管表达方式不同（理性、感性或性善、性恶），但是，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伦理学的观点归根结底是一致的。一般来说，把人性看成是理性的或善良的，就是把人性看成是利他的；而把人性看成是感性的或邪恶的，就是把人性看成是自利的。我们认为，伦理学家们在表达人性的时候常常过于理论化或简单化。这就是说，人性的经验观察应比理论抽象更为丰富：从理论抽象看，伦理学家常常为了理论自身的逻辑一致性或为了规定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单纯地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导致了人性规定的简单化和失真化；但从经验观察来看，人性中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既有感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常常相互交织，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侧重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从一个综合并且模糊的角度来看待一般的人性。 　　其次，我们从特殊的层次来思考人性问题。所谓特殊的层次，我们特指人作为参与社会某一行业领域的人的层次。人不仅作为一般的人具有人的一般本性，而且他还作为参与社会某一行业领域的特殊的人具有人的特殊本性。这里，特殊的人性并不是说在人的一般人性之外还有某种不同的先天人性，而是说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会因其处于某种特殊的行业领域使其一般人性中的某些因素得到了特别的发挥。我们把这种特别发挥并且起着特殊的作用的因素假设为他在此领域中的人性。人作为社会分工条件下处于某种行业领域中的人之所以会特别地发挥人的一般本性中的某些因素，乃是因为他在这一特殊的行业领域中担任某种公职，这种公职需要他发挥人的一般人性中的某些因素以便他能更为有效地履行他所担任的公职。例如，担任慈善这一行业领域之公职的人若要更为有效地履行他所担任的公职，他就必须具有爱心。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对于人性的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即：从一般层次上说，人有一般的人性；从特殊层次上说，人有特殊的人性（假设）。问题在于：人是统一的人，人的这两种人性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了能够清楚说明人的两个层次上的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特殊人性的适用范围。 　　毫无疑问，特殊人性适用的范围就是当事人从事的特殊行业领域。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