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和新中国政体的基础.docVIP

　　政治话语和新中国政体的基础 　　正名之重 　　政治问题是人类共同生活之中的首要问题。而这句话的成立需要一个基本的话语前提，也就是基于自然人伦之道的政治理念话语体系。如夫子所言：政者，正也.这一个正字，可谓是尽得其要。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无一不以正为归旨：心需正、意需正、学需正、气血需正、坐卧行走需正，夫妇、父子之伦需正，君臣上下、农工商百业都离不开这个正字。 　　研究政治必须遵循自然与人伦之理，这对于从政者来说至少提出了道德与智识两方面的要求，伤天害理自古以来就是最严重的谴责，而好心办了坏事也不符合中高层领导人的基本素质。①因此，仅有抽象的人格以及抽象权利显然不是充足的从政条件。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共同体中具体的政治过程，都是由小部分秀异之士总揽施行的。然而在近代，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兴起，使得原本自然而然的政治世界遇到了某种被重置的合法化问题。 　　丧失合法性的不仅有应用最为广泛、历史最为悠久的各类君主制，就连任贤为治这一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则也遭到了质疑。于是，自由裁量权概念的出现引起了诸多喝彩，①为政者根据基本原则与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与灵活处理，被这一概念定义成了一种不符合现代政治原则的有害行为。重要的是，贤能者的政治行为从根本性质上被判定成了错误的！这种话语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几乎将中国的一切都判定为错误，无论是尧舜三代还是帝制时代，无论是民国的训政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2014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受到了诸多以现代民主话语为前提的批评，把自现代性兴起以来的法治与人治之辩的旧话题又重复了一遍。这些论调仍不外是：人治不可靠，法治可靠，因为法治有公开的程序、行为规范和标准；西方民主就是民主模板，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云云。这些论调完全罔顾人类古往今来一切文明政治传统中的基本事实。 　　政治之本 :道义与担道义者 　　无论如何，先仔细检视一下法治是更可取的办法。法治本身自有其根本的合理性，俗语所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法治也有其应用的界限。至少，在现实中对朋友、对家人甚至对同事的关系中运用法都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不能用法的领域还不止这些，重大政治决策，重要人事安排，重大或紧急事件的处理等等，恐怕永远都是无法可依、无教条可循的领域。换言之，可任法为治的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是有界限的，提倡法治的前提应理解治理与政治之间的根本界限。 　　如果关于法治的争论仅仅是关于治理方式，那么坚持党的领导就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显然，关于法治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安守本分，总是要越界进入政治领域。唯其如此，法治话语才总是会和坚持党的领导发生矛盾.如前所述，政治问题与治理问题是不应当纠缠在一起的，毋宁说，治理问题必须从属于政治问题。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道义,《礼记礼运》所言天下为公,是任何政权都不能违背的天条;政治的第二位问题是道义的具体担纲者到底是谁。 　　这两大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没有哪个政权敢公开反对道义，尽管不同层次的政权对于道义有着不同层次的理解，而理解水平的高低就决定了该政权所能达到的政治文明成就的水平。执政权的归属之所以必须明确，是因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都必定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分，即少数任事者与普通大众的区分。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真正当家之人都是明确的。如果公开的执政权没有明确的归属，就极易形成常态化的代理人统治模式，这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社会而言都是极具伤害性的，因为它会导致无人负责的死局。一旦归属明确，以私利凌驾道义的幕后操纵就不可能常态化。上述两条是一个国家或任何政治共同体要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以某种宪法确定的形式,或某种教义确定的程序为权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关于谁执政的问题必须有实质性的规定，它必须是通过公开的、合法的程序得到广泛认可的确定的个人或组织。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正是一个实质性的完整规定。同时，这一执政地位的取得也完全符合一切程序正义的形式要求，从法理上讲，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明言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国体、政治基础与领导阶级。①54 宪法是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完全合法的形式通过的、完全合法的宪法，它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与建设目标，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②四部宪法、两部修正案，都是合法机构以合法程序通过的宪法文件，不存在任何程序问题。 　　因此，新中国对于根本政治问题的解决是极为圆满的，它既符合现代人民主权原则和民主共和的普遍共识，又明确规定了最高领导权所归属的公开与合法的政治组织，还有共同纲领与宪法等合法制定并通过的权威文件，完全符合现代宪政的一切程序正义要求。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