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特质探索.docVIP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特质探索 　　比较中日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士作为精英阶层，在中日两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史进程中，无疑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备受尊崇、敬仰的是那些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情怀和圣人、君子人格魅力的文士,诸如孔子、孟子、屈原、杜甫、朱熹等；而在传统日本人伦理道德体系即武士道精神的演进中名垂不朽的，则是那些好勇尚智、重名轻死的武士,如楠木正成、千利休、林子平、真木和泉等。 　　尽管古代日本文化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判断体系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这一重文、一重武的现象，依然能够反映出引导日本历史文化发展长达700年之久的武士道与中国传统价值、道德判断体系的巨大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性，莫过于仁这一道德范畴在中日两种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之不同。众所周知，仁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这一观念，早在16世纪就随着朱子学的引进而传入日本[1],但后来的日本文化史却显示出某种对仁的本来精神的拒斥和政治化改造。这集中呈现在其武士道文化传统中。本文试图从仁这一道德范畴在武士道精神中地位的探求出发，对武士道精神的特质进行一些探索、分析，并做出相应的批判、评价。 　　一、以忠义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 　　所谓武士道,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2]15.虽然它并非成文法典，没有明确的知识谱系，但通过近现代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揭举出武士道精神体系中的一些重要伦理、道德范畴，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他们在武士道精神体系中的地位。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写就的《武士道》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便利。从武士道的渊源、武士道的主要道德判断范畴、武士的训练和教育等方面入手，系统地阐释了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光辉[2]13的文化内涵及其在日本文化发展尤其是国民性的塑造中产生的重要影响。 　　他所概括出的武士道精神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如下：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自杀、复仇。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2]23;勇则是实践义这严格教诲的必备素质，正如所说：义和勇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属武德,如果武士道没有敏锐而正确的勇气感、敢做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么义理便很容易变成怯懦者的安乐窝[2]24-25.仁作为人的精神属性中最高尚的东西,是作为预防穷兵黩武的专制政治的工具：能够在最坏的专制中挽救我们的东西，便是仁。[2]29但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懦[2]31.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范畴则分别被依次按照文化的互补性的需要，置入其论述体系中。如礼来自于仁:真正的礼貌是对他人的情感的同情性的关怀的外在表现[2]36,由于尊重他人的感情（仁）而产生的谦让和殷勤的心态，构成礼的根本[2]35.诚则是保证礼不至于流于虚伪而产生的道德律令：没有信实和诚实，礼仪便是一场闹剧和演戏。[2]42因为正直这个观念（义、诚）是同名誉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的,所以自杀和复仇行为便得到了合法性的解释：或是为了维护不可侵犯的名誉，或是为了维护义.忠义是指个人对国家或者他的合法掌权者的绝对服从的义务。它作为一个纽带，把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2]50. 　　以上诸多范畴在武士道精神体系中并非平等并列，而是有着主次之分。源于神道教义的忠义,在武士道精神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根据《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天皇家族乃是神道教中最重要的神祗天照大神的后裔，是按照神的意志来统治人间的。因此，对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忠诚，便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遵循神的意志的不可动摇性和至高无上性。新渡户稻造指出：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2]19由神道的教义所刻骨铭心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了服从性。[2]18此种忠义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忠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比如认为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诞生出来的，因而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他的合法的掌权者，去生去死。[2]54但从起源上讲，中国古人对民族、国家、君主的忠,更多的源自其自觉承担民族大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①。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武士道伦理、道德体系中，忠义居于核心地位。尽管新渡户稻造的理论宣称支撑着武士道整个骨架的三个鼎足被称为仁、智、勇[2]58,但仁在整个武士道精神体系中仅仅处于从属地位，并非如其所强调的那样重要。我们不禁要问，何者为仁?它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仁的含义在武士道精神体系中是否与之相同?而作为武士道之行动主体的武士的行为，是否符合新渡户稻造所谓的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