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跨国婚姻现状和问题研究.docVIP

　　边境跨国婚姻现状和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跨境婚姻成了人们的一种文化诉求，它促使婚姻模式发生转变，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社会和边境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出现大量边境跨国婚姻，而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国人对跨国婚姻问题的专门研究大致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990年以来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随着两国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湄公河流域次区域进一步加强了合作，我国和越南边境人民的交往也不断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跨界流动和跨界通婚也不断增加[1].另外，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与边境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与友邻各国人民间人口的流动，还有各国边境一带婚姻市场的变化、友邻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邻国之间天灾人祸、战争、艾滋病的发生和信仰的冲突等原因，使得许多东南亚女性因婚姻流入中国的数量也不断上升。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云南跨境婚姻中的边民通婚共 11 723 户，生育子女总计 14 427 人。可她们大多数不进行结婚登记，通婚家庭子女办理落户手续仅 3 167 人，占 22%[2].2013 年底，笔者在普洱市的调查证明，普洱市与境外边民通婚共 3 659 人，进行正式婚姻登记的有 1 260 人，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有 2399 人，其中缅甸 3 214 人、老挝 408 人、越南 37 人，共生育子女 3 050 人，其中子女已落户的有 1942 人，未落户 1 108 人[3].江城县共有跨国婚姻 223 对，主要是与老挝、越南的女性通婚，其中与老挝女性通婚的有 199 对，与越南女性通婚的有 22 对，与缅甸女性通婚的有 1 对，与泰国女性通婚的有 1 对，其中只有 41 对领取结婚证[4].红河到 2013 年涉及非法跨境婚姻的越南籍人员 780人，其中河口县 323 人，金平县 399 人，绿春县 58 人，且生育子女达 750 人（ 河口县 241 人，金平县429 人，绿春县 80 人）[5].但这部分越南籍跨境新娘都是三非人员。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边境跨国婚姻数量的不断增加，边境跨国婚姻中的许多问题凸显，引起全社会许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在 ki. 中通过高级检索搜寻跨国婚姻共有 564 篇相关文献，在结果中检索边境跨国婚姻共有 72 篇（ 见图1） .在72 篇文献中有 35 篇都是个案分析，所涉及的范围大都是一个村，而且有些村被重复调查，其他一些对总体的分析是在原有一些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多的是以微观视角来描述，不利于国家宏观把握当前边境跨国婚姻现状和解决问题，更不利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来解决或缓解当前边境跨国婚姻中出现的问题。【1】 　　 　　一、我国学者对边境跨国婚姻的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后，边境跨国婚姻数量不断增加，引起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因为边境跨国婚姻中大多属于事实婚姻，他们虽然被当地居民认可，但是并未被法律认可，当前边境跨国婚姻在边境省份已成为社会问题，并涉及移民的国际法律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将会影响边境的稳定、安全和发展。 　　（ 一） 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特殊的边疆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往来，使跨国婚姻成为一种可能。首先，边境跨国婚姻自古就有，同时也是双向的，你来我往数量有多有少，这也为边境跨国婚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边境跨国婚姻很容易被当地老百姓接受； 另外，跨国婚姻是同一民族之间的结合。因为，同一民族之间有相同的文化、风俗习惯，有相同的语言、服饰、宗教信仰，这更有利于他们之间的交往。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外籍新娘不懂当地语言，交流困难使她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加大了融入社区的困难。其次，还有经济因素，大多数外籍女性选择嫁入中国，考虑的首要条件是家庭和自身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是促成大量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核心条件。此外，我国婚龄性别比例失衡。通常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范围的出生比例，假如在一段时间内正常值域偏离，那它将会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婚姻产生冲击。1980 年中期出生的人已开始进入婚姻期，从而使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造成男多女少的婚姻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研究表明，2013 年以来，我国男女性别人口比每年递增在 10%以上，于是每年将有120 万男性人口在我国各地的婚姻市场上找不到与自己相同年龄的配偶。调查证明，边境一线许多村落的女孩进城务工后，不愿回到本乡本土，更不愿嫁给本土的男性为妻。这正是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理论表明的，这些人将会被迫不婚或选择跨国婚姻[6].这种情况在边境贫困地区尤其突出，导致一些农村中出现大量高龄未婚男子，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光棍村. 　　（ 二） 边境跨国婚姻的分布 　　从文献看，我国边境跨国婚姻的分布以西南地区居多，因此主要就西南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