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维桢诗歌对唐诗地继承.doc

论杨维桢诗歌对唐诗的继承 1、相关定义 1.1、”唐代三国诗”的定义 通常来讲,”三国诗”是指三国时期创作的诗歌,但本文中以”三国诗”来简 称”唐代的三国诗”,故借用此名。 在唐诗分类中,并没有”三国诗”这一概念。三国诗大致属于咏史诗或述怀 诗的一个部分。典型的三国诗以三国人物或三国事件为题材,如李九龄的《读三 国志》、周昙的《三国门》组诗、李贺的《吕将军歌》、杜甫的《蜀相》等,这种 通篇都以三国人物或三国事件为描写对象的诗在唐诗中比例很低,故将此类诗定 义为狭义的三国诗。与此相对,诗的主题并非题咏三国,但是诗句中出现了三国 人物与事件,这样的诗我们同样将其归类于三国诗。如孟浩然《醉后赠马四》:”四 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秦城游侠客,相得半酣时。” 3三国时马良因眉毛参有白 毛故称”白眉”。孟浩然以马良为例,赞颂一种信言果行、重情重义的任侠精神, 虽然整首诗并非三国主题,但出现了三国人物与典故,所以这类诗歌也算为三国 诗。由于诗歌整体内容与三国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将这类诗归为广义的三国诗。 将狭义与广义综合起来定义,唐代的三国诗就是:内容中渉及三国人物或三国事 件的唐代诗歌。 在确定这一概念之后,接下来又面临另外两个问题,何为”三国人物”和”三 国事件”。按照前文中三国时期为189年至280年来判断,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在世 4 第一章唐代三国诗界定 的人物都可算作三国人物,发生于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事件都可算作三国事件,但 这之中仍然存在和传统习惯相矛盾的部分。例如播康(224?263)、阮籍(210? 263),两人都生活在标准的”三国时期”,且卒年比西晋成立的265年要早两年。 但由于二人的历史传记载于《晋书》,而《三国志》中仅仅将二人传记附于《王粲 传》后,文字也是寥寥数笔带过,以致后人都把稀、阮习惯性地看做晋代人物。 如耿漳《送胡校书秩满归河中》:”音书须数附,莫学晋稀康。”;韦庄《赠峨嵋 山弹琴李处士》:”晋朝叔夜旧相知,蜀郡文君小来识。” 2。此外,《晋书?山涛传》 言播康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七十九,《播康传》则言(稀康)死时年四十,不 言其死于何年,从另一方面助推了播康其人朝代归属含混不清的现象。与此相反, 生卒年与播康、阮籍相近的魏国将领钟会(225?264),甚至晚于二人的吴国君主 孙暗(242?284),由于列传位于《三国志》而都被视为三国人物。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倾向,隶属于吴、蜀的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视为三国 人物,那些界限含混不清的往往都是魏人。和三国志将汉末视为三国初期历史一 样,后人将魏末视为西晋的初期,魏、晋也逐渐合并为同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同 样从正史之一的《晋书》而来。《晋书》帝纪从司马懿(179?251)起,列传从王 祥(185?269)起,二人都主仕于曹魏。其余列传里的人物大部分也是由魏入晋, 在后人眼中,他们更倾向于晋朝人物,就像董卓、袁绍等属于三国人物一样。这 些生活在汉末三国,却出现在《晋书》里的人物,既可视为晋人,同样也是三国 人物,只是习惯上更倾向划归于晋。综上所述,在三国后期,吴蜀宗室、臣子、 曹氏宗室、以及反对司马氏的魏臣应属于公认的三国人物,而司马氏、王祥、稀 康、阮籍、吕安等人是倾向于西晋的三国人物。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那就 是参与了灭蜀、灭吴、灭魏的人物,如他们虽身为晋人,但后人在谈及三国历史 时往往会对他们有所提及,如司马昭、羊祜、杜预等,缺少了他们的三国就不是 一个完整的三国,这些人物既是西晋人物,但应同样作为三国人物来看待。而生 于三国时代仕官于西晋,与魏、蜀、吴灭亡关系不大的人物,如石崇(249-300)、 潘g. (247-300)等,则不纳入三国人物的范畴内。 按照以上思路,三国事件的定义也不难确定,凡是上述特殊人群以外三国人 物相关的事件,以及魏、蜀、吴灭亡的相关事件,都应属于三国事件。在此基础 之上也有例外,那就是189年前与280年后,与这些人物相关,但和三国历史无 关的事件,并不属于三国事件。这也是判断典故是否三国典故的一个依据。 绪论”““ 1.2、人权的概念 2.1.1 人权概念的提出 有有学者就人权特性进行分析,把历史上人权的观点总结为以下四个 阶段:”首先,朴素的或者直观的人权观;其次,是片面的或者差别的人权 观;再次,是全面的或者平等的人权观;最后,是协调的或者综合的人权 观。” 3 该文所说的”人权观”中的人权概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概念,无 论从产生时间还是从具体内容上来讲,显然不是完全一致,虽然两者确实 有紧密的关联。现代人权概念,也就是我们本文中所要研讨的主题,对应 上面所说的人权观阶段而言应该基本可以从第三个阶段后期开始萌芽,而 此阶段之前所谓的人权观确切地应该冠名为人权意识、人权思想,它们是 现代人权概念发生的理论基础;而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