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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贿选 　　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当家人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人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进行选择产生，是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正像所有文明在其形成、发展和到达理想彼岸的过程中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一样，民主选举活动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阻碍、变异甚至破坏，贿选就是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变异现象。 　　政治文明的演进曲折而艰难 　　纵观政治发展史，人类社会从无选举到有选举，意味着历史的文明进步和巨大的历史创造。选举自产生的那天起，就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 　　早在古希腊，就有着现代民主选举的雏形。当然古希腊雅典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建立在奴隶主和贵族之间的民主基础之上的，作为奴隶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生活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开始也是被一些人所独有或者垄断，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存在过一些类似选举的现象，如清朝建国之初努尔哈赤有规定，在他死后新的大汗要经过八大贝勒会议讨论选举，并且可以有权力罢免。努尔哈赤死后，就由其长子代善在贝勒会议上首先提议，由皇太极来继承大位，经由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同意后，这样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之后继承了大位。当然在这期间，首先有着皇太极的阴谋运作，获得了代善的首肯，不然定是一番刀枪相向，兄弟相残，并且这种在极小范围内的选举与今天我们以民主为基础的选举有着极大的本质区别。 　　当选举权从较小的范围逐渐扩大到较大的范围，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美国宪法史上，开国初期对公民的选举资格实行了性别、财产、种族等方面的限制。美国的普选制，经历了四次修宪才逐渐完善和走向普遍。19世纪30年代放宽财产限制，扩大了白人男性公民的参政范围；1870年2月的第十五条修正案，承认了黑人的选举权；1920年8月的第十九条修正案，确认了妇女的选举权；第四次是1971年7月的第二十六条修正案，明确只要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拥有选举权。 　　相对于一人决断一言堂的专制统治来说，任何一种选举都已经蕴涵着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人类发展到现在，选举的制度和观念已是深入人心，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即使在一些专制国家，也都会进行表面的选举活动，以证明权力产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民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选举制度的完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行的。有选举，有民主制度，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影响、操纵甚至破坏民主选举的行为，贿选无疑是其中之一。 　　对于贿选，熟悉历史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陌生。发生在1923年的曹锟贿选，就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政治事件。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指使其党羽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逼宫”，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为自己上台当总统扫清了道路。但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想要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就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9月，在总统选举的预选会上，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到处收买议员，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共用去贿赂款1350余万元。就这样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史称曹锟为“贿选总统”，曹锟也因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一切国家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才能当选，当选者也不过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各种贿选事件，可以说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根本性政治制度的挑战，甚至触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底线。正如一些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既涉及选举的法律程序，也涉及党的组织领导；贿选等破坏选举的行为，也就既破坏了选举的法律制度，也损害了党的组织领导核心功能；贿选所伤害的，不仅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也伤害了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 　　在笔者看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成熟发展，贿选现象的出现，是民主制度发展道路上的一股逆流和倒退，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应该坚决地“拨乱反正”，让民主的进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贿选背后的经济政治动机 　　目前，中国的民主选举除了县级人民代表通过直选进行之外，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是通过间接选举的方法进行的。一旦是间接选举，当选的人大代表和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在这些人大代表中再遴选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分子与分母的比例失调，容易使得贿选行为得以偷袭和侥幸成功。 　　俗话说，商人无利不起早。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贿选案件，我们可以发现，贿选人大代表的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产物。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对选举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