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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吴宓的中西文化观 　　摘 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表明此时新青年派对我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西方外来文化全盘接纳的背景下，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的吴宓以及他所代表的“学衡派”应运而生。吴宓的文化观与新青年派截然相反，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文化观和思想研究留给我们非常有价值的思考材料，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认识、学习和利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因而本文主要从吴宓中西文化融合观形成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实践三个方面来对其文化观进行认识。 　　关键词：吴宓，中西文化观，学衡派 　　1 吴宓中西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吴宓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泾阳。吴家祖辈为官宦之家，家境殷实，其父与叔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吴宓从小一直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很好的熏陶，尤其受关学的影响。关学是儒学重要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先生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吴宓幼年因父母亡故过嗣给叔父吴建常，吴建常早年受业于关中大儒刘古愚，刘古愚虽然秉承了关学的传统，但是却不顽固保守，而是力图经世维新。吴建常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给吴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早早的便受到博大精深的关中文化的熏陶。吴宓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与他早年在本土、家世的受教育经历密不可分。 　　1917年赴美留学，认识了梅光迪，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碧德，开始研习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和哲学。白碧德的“人文主义”对吴宓在学术思想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思考中国文化道路这一问题上，吴宓感叹中国国粹日益沦亡，立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改变当前的激进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学习使他对中西方的文化有了更加缜密理性的认识。 　　2 吴宓中西文化观的内容 　　吴宓立志弘扬、维护传统儒学文化。吴遂认为自两千多年前孔子降生“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藉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 [1]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给其带来了破坏。之后他写《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论事之标准》等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以表达他对儒学的深刻理解。吴宓认为“今日之要务，厥在认识孔子之价值，发明孔教之义理。使知孔子之为人，如何而当尊；其教人之学说，如何而可信。”[2]吴宓主张要尊孔，他认为真正的尊孔要注重两点，一点是理论，另一点是实践。吴宓提出孔子的价值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本身，孔子是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二是“孔子者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3]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吴宓给予以非常高之评价。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对五四“新”文化的定义持否定态度，他赞同文化改革，但文化本身并没有“新”与“旧”之分，并分析说：“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语云：‘城中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弦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 [4]他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新”与“旧”之说，他认为“新”的并非是没有缺失的、完美的。相反“旧”的也不全是没有价值的。吴宓认为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新与旧都具有其时代价值，新在旧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才会有所提高。吴宓说“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 [5]。他认为文字是民族资源，是传统文化留给国人宝贵的遗产，不能破坏、抛弃，这一点，是与新文化派的分歧。 　　关于是否引进西方文化这一问题，吴态与新文化派并无异议。吴态留学哈佛，学习西方古典文学，师从白璧德，他对西洋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说“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6]他认为西方的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融合以达到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贯通的效果。吴宓首先是反对“全盘西化”这一口号的，同时也反对顽固守旧传统文化，强调应该有选择性的学习西方文化。他指出，在重视“西洋文化之全体”的同时，应选取具有永久价值的精华予以吸纳，这才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之路。 　　在选择标准上，吴宓说“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偿流饭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7]精华文化的选择标准不能众人的喜好而定，应以博学高者而定。正如梅光迪所言“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弛，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8]要了解西方真正之文化，选择其有价值的、适用于我国的，汲取中西方文化之精髓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