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十七年”童话：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艺术新变.docVIP

　　简论“十七年”童话：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艺术新变 简论“十七年”童话：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艺术新变 导读：迷的发展过程。　　“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优秀童话作品，大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与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双百方针”的提出密切相关。在《中国童话史》中，吴其南从时代性、教育性、儿童性、艺术性等多个角度，概括了50年代童话创作的艺术成就。他说：“从整个童话领域看，50年代童话注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童话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中国儿童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同时又在60年代出现了创作上的严重滑坡。与此相对应，“十七年”时期的童话创作，也经历了从繁荣走向低迷的发展过程。 　　“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优秀童话作品，大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与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双百方针”的提出密切相关。在《中国童话史》中，吴其南从时代性、教育性、儿童性、艺术性等多个角度，概括了50年代童话创作的艺术成就。他说：“从整个童话领域看，50年代童话注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童话并存和竞争，大致做到童话创作自身的生态平衡。”遗憾的是，童话创作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童话创作在60年代遭遇挫折，直至“文革，，走入最低谷。 　　应该说，在既有的儿童文学史中，研究者对“十七年”童话的描述是客观公正的，尤其对处于“黄金时代”的童话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尽管如此，相较于 文学界对“十七年”文学全方位的重新解读和评价，儿童文学界对“十七年”童话的考察和梳理还是显得很不够。很少有研究者从整体上去探究，为何这一时期的童话作家创造出了如此多的优秀作品，他们又如何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完成童话艺术上的探索。而这，正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要重点讨论的。 　　在我看来，“十七年”童话作家在政治主题的自觉表达和童话艺术的继承发展之间，找到了一条创作的通道，他们在复归传统的民族化写作、包含儿童视角的主旨传达以及文体形式的创作实践等方面，为中国当代童话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重要经验。 　　一、民族化写作：在复归传统中彰显童话魅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艺术创作，必定和新时代的政治理想、文化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张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人物、新气象，对一切旧的东西持有批判性和警惕性。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十七年”时期人们对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并不完全排斥。当时， 就主张尊重并合理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他说：“艺术有形式理由，有民族形式理由。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致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事实也表明，传统艺术形式拥有众多读者。1951年，北京大学的国文系教授孙楷第在题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的长篇论文中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批判、被摒弃的古典小说形式，在建国初期有复苏的迹象。他说：“现在写小说，要教育人民，要为人民服务。这个理论，颠扑不破，稍微通道理的人，都不反对。不过，我想，人民是喜欢听故事的，并且听故事已经习惯了。我们要教育人民，必须通过故事去教育。”“十七年”时期产生的一些红色经典小说，如《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正是因为吸收了传统的英雄传奇的写作经验，同时融入了现代生活经验，所以在读者中受到广泛欢迎。 　　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提出：“在文学领域，对历史和由文化传统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想要以人为的方式，甚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加以扭转，都是行不通，或者是自欺欺人的。”她认为，“十七年文学”趋新与复归传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需要展开认真论述的理由。董之林所说的趋新与复归传统的现象，在“十七年”儿童文学中同样存在。尤其是在童话领域，出现了很多具有民族化风格的优秀作品，它们在民间童话的传统叙述模式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将传统形式与当代主题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十七年”时期，中国民间文艺界出现了一股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的潮流，受此影响，当时的童话领域也呈示出民族化写作的倾向，并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在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得童话一、二等奖的6篇童话作品里，就有4篇采用了民族化写作的方式，它们或者是对民间流传文本的整理和加工，或者依据民间童话原型创作而成。获得二等奖的《渔童》和《龙王公主》都源自民间传说故事，前者是张士杰搜集整体的义和团故事中的一个作品，后者是陈玮君所改编的一个流传于江浙一带的故事，两位都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家。获得一等奖的《神笔马良》和《野葡萄》更加广为人知，由洪汛涛和葛翠琳取材于民间文学素材再创造而成，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 　　这些极具民间文学色彩的童话故事，现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