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合作与法律.doc

博弈、合作与法律 □ 文/魏建 [提要]博弈论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在促进合作上的作用, 法律可以控制当事人的对策行为, 使之保持在合作的均衡路径上。合作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解决合作规则的选择和充实个体主义方法论这两个基本问题。 [关键词] 博弈论; 法律; 合作; 个体主义方法论 合作是人们组织生产和安排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 如何有效率地合作是一个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很好解决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竞争行为上, 对合作行为没有给予深入研究(黄少安, 2000)。博弈论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局面, 对人们为什么合作和如何实现合作做出了初步的回答, 并在这个过程中, 揭示出了法律作用的重要性。 一、对策行为阻碍合作 对策行为是博弈论的研究对象, 它是阻碍合作和形成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Coo ter(1980) 指出霍布斯已经认识到人类行为的这个缺陷, 在“他人即是地狱”的观念下, 即使在合作问题上不存在信息和合作方式不确定等问题, 仅因如何分配合作剩余, 极端自利的个人最大化追求也不会导致合作。 博弈论的分析详细地表明了个人理性最大化与集体理性最大化之间的冲突。囚徒博弈说明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囚徒同时决策选择了不利自己的结果, 但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所需要的结果, 社会不希望囚徒之间进行合作。而牡鹿狩猎博弈则表明猎人同时决策决定合作狩猎牡鹿可以得到最大的产出, 单独行动猎野兔则只能得到较小的产出。猎人之间的合作却是社会所希望的结果。蜈蚣博弈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动态博弈中也存在着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歧。后决策的参与人有权决定结束博弈并从中获利, 先决策的参与人则要蒙受损失。但如果博弈的次数越多, 合作维持的时间越长, 参与人各自得到的收益越多。但先决策的参与人因为担心受到损失就不会选择进入合作路径, 合作根本就不会发生(谢识予, 1999)。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和谐观念, 博弈论肯定和突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充分表明个人理性之间达成的均衡, 尽管具有“自我实施”的优势, 但不一定符合效率或公平的要求。 博弈论同时也表明了社会在利用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困境实现集体理性。如民事诉讼实际上是一个零和博弈, 诉讼的结果只是调整了当事人之间的相对收益, 没有创造新的财富, 并且任何一方当事人进入诉讼过程中都要承担一定的本可以避免的成本。因此设定诉讼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了当事人从合作到不合作的机会成本, 使他们留在合作的均衡路径上。合同关系中的违约也是如此,违约后当事人之间出现了囚徒困境式的博弈结构, 再协商合作将得到更高的收益, 相互对抗只能是两败俱伤, 迫使当事人履约。 博弈论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合作博弈上, 但后来的发展集中在了非合作博弈上。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都是非合作博弈的成果。“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间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张维迎, 1996)。这个协议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强力约束, 改变当事人的战略选择。而如果即使当事人达成了协议但协议不具有强力约束, 任何一方都不能强制他方遵守协议, 则博弈仍是非合作博弈。我们认为, 博弈论研究放弃合作博弈而着重于非合作博弈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博弈的契约约束与理性最大化的基础假设相矛盾。最大化个人效用是博弈论的研究出发点和对参与人行为的基本假设, 对策行为是博弈论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要具有约束力, 除去因协议符合各方的最大化追求而得到“自我实施”之外, 只有借助于外来力量迫使当事人遵守协议。这样至少使其中一方的最大化要求得不到满足。理性最大化的当事人预见到协议将可能违背其追求目标, 而不制定这样的协议。所以合作博弈假定存在这样的协议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但是如果将约束参与人行为选择的协议变换为不由参与人自主决定的法律规则, 则法律规则可以起到促进合作、实现集体理性的作用。Coo ter(1980) 也提出了法经济学中的霍布斯定理: 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达到最小。 二、法律如何促进合作 博弈论的分析表明了博弈均衡即是参与人从个人理性出发而达成的合作, 即使这些均衡可能不是集体理性所要求的均衡, 但它们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 具有稳定性。因此如果改变博弈结构使参与人的博弈均衡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 那么改变博弈结构就是我们的目标。博弈论的优势就在于分析既定的博弈环境下参与人可以获得的博弈均衡。不同的博弈环境对应不同的均衡结果,与集体理性追求的均衡结果相一致的博弈环境所要求的博弈规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规则。不同博弈环境之间的比较能够说明在什么环节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参与人的选择发生了偏离。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法律可以构成博弈的制度环境, 从两个方面对博弈结构及其均衡产生影响。一是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