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五四.ppt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 13电气2班 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说他们是三大卖国贼，没错吧？没错！因为他们对外国列强出卖了大量中国主权，作为一系列协约签订者，出卖主权的实际经手人，他们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我要说 三个倒霉蛋 理性认知历史，我们的视野，不应该被一人一方之言所限定， 当然正如我上面讲的，我们的视野，不应该被一人一方之言所限定，所以我接下来讲的，大家就当故事听听吧，是非过错，我不甚明了，讲出来让大家参考参考 1900年赴日本留学，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就是当时称为卖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章宗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此时已被推到强大民意的对立面。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 于国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