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女性形象在《蝴蝶夫人》与《蝴蝶君》中构建和颠覆.docVIP

东方女性形象在《蝴蝶夫人》与《蝴蝶君》中构建和颠覆 　　摘 要：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本文以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将《蝴蝶夫人》中的传统东方女性形象和《蝴蝶君》中颠覆性的东方女性形象进行对比，探讨西方人“蝴蝶情结”的产生与幻灭，以期通过分析比较东方女性形象在西方作家和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不同呈现，构建客观的东方女性形象。 关键词： 东方女性形象 《蝴蝶夫人》 《蝴蝶君》 一、引言 雷蒙·威廉斯，英国杰出的文化研究开创者，指出广义的文化是由艺术及一切与艺术相关的活动构成的，诸如“音乐，文学，绘画和雕塑，戏剧和电影”。[1]此外，学者斯特恩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2]由此可见，文学作为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地反映并影响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及精神世界。 纵观世界文学，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都涉及对东方人情风貌的描写，但读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风格、修辞、叙述技巧和历史社会背景上，而非表述的正确性。因此，西方作品中对东方风土人情的描写存在失实之处，一定程度上呈现的东方是为了迎合西方审美而构建的，是经过西方作家修正的。赛义德指出，对于东方的表述总是为某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二、东方主义概述 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东西方时常产生误读。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长久以来，西方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居高临下地审视和对待东方民族及文化，无形中折射出其强烈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白人沙文主义。正如赛义德所讲：“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3]在这一霸权条件下，东方主义者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意或者无意地传递西方霸权及其优越感。 197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拉伯裔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出版了文化批评理论著作《东方学》，将“东方主义”定义为“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赛义德用“东方主义”这一术语概括地表述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殖民关系，指出东方主义的实质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一种知识体系，是西方企图主宰东方的一种政治性话语，是西方视域下的东方。长期的隔阂使得西方总是以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姿态描述幻想中的东方，话语权力的严重失衡使东方“女性化”、“他者化”并陷入失语状态。在西方强权话语中，东方人被视为异类或者对西方列强顶礼膜拜的奴仆。结果，在多数西方作品中，东方都被描述成无声、柔弱、卑下、非理性和落后的；与之相反，西方则是阳刚、强悍、高贵、理性和进步的化身。其目的是营造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梦境，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赛义德说：“东方自古以来就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因此，对东方的论述以及对其作为殖民时代有机组成部分的挑战，就是对东方缄默性的挑战。”“西方对东方的强权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加以接受。”[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赛义德写作“东方主义”的目的，就是从一个生存事实遭到扭曲和否定的东方人立场，对帝国主义论述进行一场“书写反击”，打破百年静寂的沉默，改变东方被“集体误现”的他者地位。[5] 三、《蝴蝶夫人》所构建的传统东方女性形象 《蝴蝶夫人》一剧讲述的是日本艺妓巧巧桑与美国军官平克顿相恋的故事。巧巧桑将平克顿视为一切，为了取悦平克顿，她与亲友、同胞断绝来往，但还是被抛弃，最终失去亲人、幸福、尊严的她在绝望中自杀。这部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经典歌剧之所以受到西方观众的追捧，除了旋律优美动听以外，还因为它迎合了西方世界的审美需要，是西方“东方化”的产物。 《蝴蝶夫人》诠释了东方必须臣服于西方的强势话语，创造出了一种“蝴蝶”意象，即“被西方男性抓住任意玩弄甚而被用钢针刺穿心脏制成标本或玩物的蝴蝶是东方女子遭遇残忍的西方男子时必然命运的物化”[6]。平克顿将巧巧桑物化为“蝴蝶”，任意观赏、蹂躏甚至抛弃。西方通过对“他者”的想象，构建出西方强大、东方弱小；西方阳刚、东方柔弱的思维定式，以此来强化“自我”优越感。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经过西方人的虚构，通过西方人对东方的普遍认同及与其他有关东方的刻板印象一起渗透到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