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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世界难题与中国国情 　　在理解人口老龄化原因时，人们通常着眼于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但却往往忽略了由于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老年人活得更长，老龄化程度也会提高。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已经从1982年的67.8岁提高到2010年的73.5岁。在寿命延长的条件下，老年人不啻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但是，作为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一种手段，提高退休年龄的办法却颇有争议。本文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延长退休年龄的国际经验与争论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政策手段，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扩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例如，有大约半数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已经或者计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其中18个国家着眼于提高妇女退休年龄，14个国家着眼于提高男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2010年，OECD国家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2.9岁，女性为61.8岁。 然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并非没有争议，实际执行中出现的情况远比政策初衷复杂得多。近年来欧洲国家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些国家遭到民众的抵制。导致这种民众意愿与政策意图相冲突的原因，有着来自劳动者和决策者的不同解释。 反对此类政策调整的民众，往往认为政府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调整，动机是减轻对养老保险金的支付负担。与此相对应的政府解释则是，劳动者长期耽于过于慷慨的养老保险制度，以至因为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而加以反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养老金缺口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尚高的时候形成的现收现付模式，最终会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日益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确要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考虑退休年龄的问题。这种认识和利益的冲突，使得退休年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决策，受到人口老龄化之外的因素制约。 值得考虑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意味着老年劳动者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就业岗位。即使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着年龄歧视，造成老龄劳动者就业困难。 在许多国家，在青年失业率高和就业难的压力下，政府某些政策甚至还纵容了提前退休的情形，旨在让老年人给青年人“腾出”岗位。虽然此类政策的实施结果表明，其在降低老年职工劳动参与率方面，部分地达到了效果，而对于降低青年失业率却无济于事，但是，这个政策倾向至少反映了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 二、我国未富先老造成的特殊难题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中国却是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65岁以上人口比重平均5.3%。而中国高达8.9%，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老”得多。这个未富先老特征决定了我国在考虑调整退休年龄的时候，需要结合提高老年人就业率和支付养老金两方面的特殊性，作出长期的部署和近期选择。 把身体健康长寿的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有效工作年龄理应伴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把实际退休年龄向后延，从而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就我国的情况进行模拟表明，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到60岁及至65岁时，可以大幅度降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例如在2030年，延长实际退休年龄，可以把每百名20岁以上的工作年龄人口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从55岁退休情形下的74.5人降低到60岁退休情形下的49.1人，进而降低到65岁退休情形下的30.4人。 值得指出的是，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即在法定退休年龄既定的情况下，实际退休年龄可能因劳动力市场状况而产生巨大的偏离。例如，虽然法定的退休年龄大多数为男60岁、女55岁，但是在就业压力比较大且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经常会低于法定退休年龄。可见，真正能够改变人口工作时间从而改变对老年人供养能力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而与法定退休年龄无关。如果单纯改变法定退休年龄而劳动力市场却无法充分吸纳这些人口，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在就业与退休之间的选择，使他们陷入严重的脆弱地位。 未富先老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挑战。我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要“老”得多，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对中国来说，在这个发展阶段，必须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来克服和消除未富先老带来的困难和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推动的？分析过去30多年的数据发现，GDP平均每年接近10%的增长，大概有71%的贡献是物质资本的投入。和我们的人口结构相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抚养比例低就意味着我们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