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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中外文化交流走廊 　　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走廊。交流时间之长，地域跨度之大，影响力度之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篇章。 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后半期，则是外国先进文化输入。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