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捍卫.docVIP

义净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捍卫 　　在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运动中，以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三人最为著名。义净除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外，还留下了几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在游历印度与南海二十年后，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谨依圣教及现行要法”（义净著，王邦雄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4页），对当时印度、南海、中国三地的佛教状况的实际记录。本书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颇为学术界所重。 《南海寄归内法传》不仅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元7世纪时印度佛教僧伽内部宗教生活的状况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而且书中有关7世纪时的中国雕版印刷的记载，对中国印刷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该书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最早的、公认词义表达最清楚的记录有雕版印刷信息的著作；第二，该书中有关雕版印刷的信息，维护了中国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等。现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已故印刷史大家张秀民先生的唐初贞观说。张先生之佐证文献资料主要依据明代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年）《弘简录》卷四十六载唐太宗令梓行《女则》，并引唐末冯贽《云仙散录》（一名《云仙杂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为旁证。由于邵氏之说无出处，且《四库提要》以为《云仙散录》为宋代王钷伪作，故贞观说亦有人怀疑。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早的、对雕版印刷记录不存在争议的文献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南海寄归内法传》第173页）义净这里提到将佛像印在绢、纸上的记载人们并无异议。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众多讲述中国印刷史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义净这条清楚无误的记录却鲜有提及。笔者私揣，或许是人们对义净记录中的印刷佛像的产地存在误解，涉及到雕版印刷的发明，从而避开不谈。 在提到《南海寄归内法传》涉及的印刷佛像发生地时，人们多解释为印度。日本人藤田丰八根据义净的这条记录，认为是印度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尔后传人中国（张季民《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1页）。钱存训先生说：“671—695年间访问印度的中国高僧义净在他的信中说：印度的教徒和俗人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冯鹏生说：“唐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云，他在印度曾见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义净是671年至印度，694年回国的，此材料应是可信的。”（冯鹏生《雕版印刷的渊源及发明》，《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4期）其实，《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记录的印刷佛像的行为发生在中国。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记载了当时印度佛教寺院生活的各方面的情况，其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因此，本书里的每一章“在介绍了印度某一方面的情况后，几乎总要对比中国的情况，直接或间接地对当时中国佛教寺院中的某些状况进行批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147页）为了说明义净所说的印刷佛像之举发生在中国，我们有必要对原文作一分析。本书卷四《灌沐尊仪》条下云： 但西国诸寺，灌沐尊仪，每于禺中之时，授事便呜楗稚。寺庭张施宝盖，殿侧罗列香瓶。取金银铜石之像，置以铜金石木盘内。令诸妓女，奏其音乐。涂以磨香，灌以香水，以净白氍而揩拭之。然后安置殿中，布诸花彩。此乃寺众之仪，令羯磨随那作矣。然于房房之内，自浴尊仪，日日皆为，要心无阙。但是草木之花，成将奉献，无论冬夏，芬馥恒然。市肆之间，卖者亦众。且如东夏，莲华石竹，则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荣。木槿石榴，随时代发，朱樱李柰，逐节扬葩。园观蜀葵之流，山庄香草之类，必须持来布列，无宜遥指树园。冬景片时，或容阙乏，剪诸缯彩，坌以名香，设在尊前，斯实佳也。 至于铜像，无问大小，须细灰砖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华若镜。大者月半月尽，合众共为。小者随己所能，每须洗沐。斯则所费虽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举以两指，沥自顶上，斯谓吉祥之水，冀求胜利。奉献残花，不舍持嗅。弃水弃花，不应履践，可于净处而倾置之。岂容白首终年，尊像曾不揩沐，红花遍野，本自无心奉荐，而逐省懒作。遥指池园，即休畏苦-隋。为开堂普敬，便罢此则，师资绝绪，遂使致敬无由。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从文中看，义净先是讲了印度“正统”的佛像灌沐之要义。从“岂容白首终年”至“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一段话，乃是对不守“正统”的一些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