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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工作者家庭、婚姻状况和心理状况探究 　　【摘要】 目的：探讨分析当前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心理状态。方法：从2012年3月～2012年10月，采用随机方法选取某两拘留所收容的300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的心理访谈，同时与60名普通人群女性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调查所用量表为自制基本情况调查表和人性哲学量表（修订版）、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SAD）、个人评价问卷（PEI）共4个量表进行调查测评。结果：调查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物质滥用问题、首次性行为年龄、首次性行为对象、收入水平、父母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关系、家暴情况、本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夫妻关系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苦恼量表中在焦虑维度上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个人评价量表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与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人性的哲学量表（修订版）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在值得信任维度上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结论：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与普通人群相比较差，自我评价偏低，存在社会交往焦虑，同时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消极。 【关键词】 女性性工作者； 社交苦恼； 个人评价； 心理评估 随着社会的高速进展，中国社会对性观念态度的变化，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有的学者提出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应该建立更健全的制度进行保护，且这个职业降低了社会的性暴力犯罪，应该给予更合法的地位和权益[1-3] ；有的学者认为卖淫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直接传播性病，影响人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环境，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和偷盗、抢劫、诈骗、吸毒、凶杀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犯罪，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危害性不可低估[4，5]。对于女性性工作者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性病等流行病学调查[6]。本研究则进一步了解当前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及心理现状，在北京某两拘留所对从事过性工作行业的女性进行了调查及心理评估。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某两拘留所从2012年3月1日～2012年10月1日期间收容的女性性工作者。剔除文化程度为文盲的成员，随机选取了300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调查测评，平均年龄为（30.6±8.267）岁；并选取社会上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背景相似的女性60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30.47±9.897）岁。其中研究组91.3%为非独生子女，而对照组74.5%为非独生子女；研究组57.5%有子女，对照组46.9%有子女；研究组83.2%来自于农村，对照组53.7%来自于农村。 1.2研究工具 （1）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了解被调查者基本人口学情况。（2）人性哲学量表修订版，通过测量个体对各题目观点的认同程度，来考察个体对于人性的看法和态度，总计20个条目。（3）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考察个体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含有28个条目，其中14个条目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个条目用于评定社交苦恼。（4）个人评价问卷，总计54个条目，分值越高表示自信程度越高。除自编问卷外，均已被证明拥有良好效度，并被广泛使用[7]。 1.3方法及统计分析 对被试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自行填写，文化水平较低者由专门咨询师对题目进行解释。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并签订保密协议后进行。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组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0份，普通人群对照组发放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卷55份。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检验方法为χ2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特征 表1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更多的社会技能，约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没有社会支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自于工作同行和朋友，缺少家庭和丈夫的关爱；而对照组的社会支持更多来自于家人。在物质滥用方面，女性性工作者比对照组出现更多的物质滥用情况。 研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父母文化程度远低于对照组的文化程度，同样也因此造成父母的经济收入远低于对照组父母的经济收入。同时说明，女性性工作者的成长环境较正常人群来说更多的处身于贫困家庭，而且导致了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较低。父母关系较差也是一个显著特征，研究结果可见，女性性工作者的父母关系的融洽比率远低于普通人群的融洽比率。 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平均年龄为30.6岁，对照组为30.47岁，都已经为适婚年龄。研究表明，虽为同等年龄阶段，女性性工作者的婚姻关系较为复杂，分居、离异、未婚同居、已婚分居的远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的婚姻状况较为简单，更多集中在未婚单身和已婚这两种状态。在已婚的夫妻关系中，女性性工作者的婚姻关系由很好到非常差，近似均匀的分布，有23.9%的婚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