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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用生命延续着生命 　　2010年6月11日上午8：30，41岁的第二炮兵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学女博士王英被推进了手术室，在被推进去的一刹那，她对丈夫摆了摆手，笑着说：“再见”！可她心里知道，也许此次是再也不能相见。 乳腺癌，一个大多在45岁以后才会出现的病症，就这样猝不及防且毫无征兆地降临到风华正茂的王英身上。从医生到病人，角色的互换让王英对生命和自己从事的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癌症整整抗争了两年，人间极刑般的苦痛，身心备受摧残，站在脆弱的人生边缘，王英却是那样的乐观，她说：“正因为我自己得了癌症，我更能体会病人的苦痛，我还要陪着他们走下去，我要用自己毕生的能力和心血来救治他们。病人需要我，RICU（呼吸重症监护病房）需要我，我不能这么自私地走掉。如果不能和别人比生命的长度，那就去比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吧！” 献身军队医疗事业 王英1996年7月从地方大学获得中医硕士学位后，特招入伍来到了二炮总医院中医呼吸科工作，随着医院的快速发展，科里的病人越来越多，在给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她感觉到仅仅靠中医学的知识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除患者的病痛，要想更好的为患者服务，适应呼吸科的工作需要，必须提高自己在西医方面的技术水平。 于是，王英下决心报考第三军医大学呼吸内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那时医疗工作非常繁忙，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年仅3岁的女儿，常常是利用休息时间和女儿睡熟后复习备考，经常熬夜到凌晨，几乎超出了身体极限。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不懈努力，王英终于如愿以偿，2001年9月被第三军医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师从全军呼吸病研究所著名呼吸病专家钱桂生教授。 在重庆读博期间，王英的女儿才刚3岁半，对于孩子来讲，那段时间是最该得到母亲关爱和呵护的年龄，可为了汲取更多的知识，她把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深埋心底。内心深处，王英感到对不起女儿，在女儿最需要母爱的年龄里，她却整天忙着工作，忽略了对孩子心灵的抚慰，甚至没有时间带她去动物园玩一玩。 攻读博士，做不同的试验是家常便饭，慢性哮喘的研究，是一项国家级研究课题。王英经过理性梳理，更加坚定一个信念：只要勇敢地迈出双脚，路就会在脚下延伸。通过不懈努力，王英独立制备了大鼠的哮喘模型，并从原代培养了气道平滑肌细胞，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付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了博士课题，填补了国际上在该领域的空白，这项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为哮喘发病机制研究及防治奠定了基础。 为患者付出真情大爱 早7：20，呼吸科RICU病房的门就已打开，王英每天都会准点换上白衣和拖鞋，她要在8：00科室交班前对现有24名重症监护病人进行查房。从办公室到1号病房是35步21米，从办公室到12号病房是108步65米，12间病房、每天4～5次查房，每次耗时36分钟，一天近180分钟，一个月仅查房就用去了王英90个小时的时间和行走近70公里的路程。这些数字还不算抢救和治疗。 “老高，怎么样啊？”王英一边问，一边摘下患者高大爷的呼吸面罩，拿起医用手电筒查看他的口腔：“嗯，真不错，痰少多了，好好养病，很快就能脱机出去了，老伴还等着你陪她遛弯呢？”边说着，王英撩起他的被子，用手摸了摸有些浮肿的双脚，一边询问护士他夜间的尿量一边调整呼吸机的频率，最后还不忘和护士一起翻起病人的臀部看是否有褥疮。九点交完班，王英来到医生办公室，和住院总医师对照病人一个个调整医嘱：3床的病人把阿司匹林由长期医嘱改为临时医嘱、9床把口服的格列美脲换成二甲双胍……十点，科里进行第二次大查房，十一点，回到办公室的王英才刚刚想起早晨的药还没有吃，还没把药片送到嘴里，医生就过来喊她给病人做气管镜下治疗，处理完三个病人，已经是中午12点了，一个上午，记者和王英才有了第一次机会交谈。 记者没能忍住好奇，问王英：“大多数病人都做了气管切开，很多病人已经濒临死亡，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你为什么还和他们说话呢？”王英说：“我知道他们能听到，我每天都要呼唤他们，他们心里是明白的。”王英看出了记者的疑惑：“例如，9床的病人肺癌晚期，他的疼痛远远大过胃不舒服。对于癌症的疼痛，他甚至感觉不到胃的痛苦，因为我当过病人，我知道他虽然不能说话，可他心里会不舒服，虽然病人表达不出来，但根据医疗常规，肯定要做得更细一点，对病人来说，做得再细都不过分”。 重大考验面前勇挑重担 RICU——几个看似冰冷的字母，它的中文名称是：呼吸重症监护室，收治的都是需要借助呼吸机才能生存的患者。除此之外，这个词的后面还延伸着——死亡的最后一站、无家人看护病房。有人甚至称它为：最后的临终关怀驿站。而王英，就是这个驿站的“掌门人”。 2006年5月，王英离开了呼吸内科住院总医师的岗位，当时科室正准备组建呼吸重症监护室（简称RI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