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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多样化舆论场有机统一 　　这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舆论场交叉互动的时代。在协调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关系时，一定要重视官方舆论场内部各不同舆论场之间、民间舆论场内部各不同舆论场之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多边互动的复杂关系。要学会面对多元舆论场的分化与整合的工作。争取有合有分的多样化舆论引导策略，才能把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有机结合起来。 一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多个舆论场 在信息时代，舆论的多样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多媒体格局的形成，使信息的传播手段多样化了，因而也就形成了多样化的舆论场，有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也有大众舆论场，還有有以网络、手机、QQ群为媒介的个性化小群体舆论场。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化，社会分层与利益群体复杂化、多样化、重组化，使得不同话语与传播拥有了不同的乃至分岐、对立的舆论支持。例如，房地产行业与拆迁户、购房者，企业与消费者，政府与民间，富裕人群、低收入群体之间，都有各自的舆论支持点或舆论场。 舆论场的多样化或多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过去长期“舆论一律”的总体格局，无论是信息传播者、管理者，還是受众，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如果把官方与民众看成两个舆论场，就要看到双方的舆论非对称性和多样性。总体上看，官方舆论场是整体化的，这是中国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但具体分析，又可以分为中央、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多样性生态。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地方和部门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下一心、一个声音。但在具体问题和具有地方部门特色的舆论问题，不同地方、不同部门要有自身利益，形成了地方或部门的特色。如沿海和南方发达地区的舆论倾向，与内地和落后地区的舆论倾向略有不同。如广东处理“乌坎事件”，就适度允许相对开放的不同声音存在。而有些地方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舆论事件中，就采取相对封闭甚至“一律封杀”的舆论立场，如喧嚣一时的“华南虎事件”等。 而民间舆论场因其构成的复杂性，常以大群体或许多小群体的方式出现。在有些新闻事件上，如钓鱼岛引发的反目情绪、“我爸是李刚”之类的新闻事件，舆论一边倒，自发地通过声讨甚至攻击的方式封杀不同舆论倾向。而在另一些新闻事件上，民间舆论场则出现了高度的分化或对立。如异地高考、按户籍限购住房等。 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两个舆论场，還要看到多个舆论场，不仅要从两个舆论场看待社会舆论问题，也要从多个舆论场多边互动的复杂角度出发，用多样化的统一性的辩证思维对待社会舆论问题。 官方舆论场内部的多边互动问题 官方舆论场内部，可分为中央媒体引导的全国性舆论场、各地方党委政府及部门隶属媒体的舆论场，个别领导干部公务员因其职务身份所形成的个性化舆论场。尽管言论和表态是个性的。但其身份容易混淆个人见解与官方态度，固对官方舆论场也有影响，公众往往会习惯性地把这些人的个人见解与行为当成官方行为和特点，亦参与官方形象的形成。正面如焦裕禄、雷锋，虽为个人，然而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和象征，负面如质问记者“为党说话，還是为群众说话”的雷人言论。 官方舆论场的特点在于： 第一，大原则强调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各地方部门在涉及自身的具体问题时，有自身的舆论特点。这样有利之处在于形成多样化的灵活的官方舆论生态，有利于具体化、活化官方舆论的大原则，使之更加因地制宜，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拉近官方舆论大原则与民间舆论之间的距离。不利之处在于，其一，如果地方部门舆论一律报喜不报忧，易造成主流舆论严重失真，而失信于民；其二，过于强调地方部门利益，则易成为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舆论场，上悖于全局舆论，下悖于民间舆论，加重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分离与距离。 第三，官方舆论的个人舆论场在多媒体时代日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传统媒体时代，官方舆论中鲜有个人舆论场。当领导和干部出现在舆论中时，其身份往往去个性化，隐身在官方舆论中。多媒体的崛起使得“官员”个人身份有机会发挥出不完全重合于官方舆论的作用。官方舆论被化解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官方舆论代言人的具体言行。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综合成整体的宫方舆论。有利之处在于官方舆论被一个个“代言人”形象化、鲜活化、榜样化，易于拉近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距离。不利之处在于代言人的纯个人言行往往会被民间舆论当成官方舆论本身，造成误导、误解、误读。 民间舆论场内部的多边互动问题 民间舆论场内部可分为大群体舆论场与小群体舆论场，利益群体舆论场与看客舆论场，大众舆论场和精英舆论场等。 第一，大群体舆论场与小群体舆论场。大群体舆论场是由社会普遍共识形成的。社会普遍共识的基础是文化传统和基本价值观，一个正常的、未发生严重对立的社会，其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会遵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一般情况下，大群体舆论场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