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地区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影响.docVIP

陕西关中地区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影响 　　摘要：农用地流转是当今农村改革政策中的重点和热点。关于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已有大量研究报道，但多以规范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的较少。利用2011年在陕西关中地区调查的221份样本，结合修正的C-D生产模型，分析了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陕西关中地区，不规范的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具有显著负效应；各类农用地投入要素对粮食单产均有显著正效应。 关键词：农用地流转；粮食产量；影响；陕西关中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1.3；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3-3218-04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农用地流转成为当今农村改革中的重点和热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促进农用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收益。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要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等。由此可见，大力开展农用地流转是当前促进农业发展、稳定粮食生产的一个主要政策。问题的关键是农用地流转是否切实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国家生存命脉。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应大力支持农村农用地流转，完善农用地流转机制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否则，则应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设计其他配套的农用地流转政策，以此稳定中国的粮食生产，切实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纵观理论界现有的对农用地流转和粮食生产的研究，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杜润生[1]、温铁军[2]认为中国在保持家庭经营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由传统的小农业生产变成现代的大农业生产。这虽然为农用地流转提供了契机，但其并未阐明推动大农业生产的手段和途径。张光辉[3]、丁贤劼等[4]早在20世纪末就认为粮食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粮田的规模经营，而实现粮田规模经营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农用地流转，但均未对农用地流转和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同时，侯军岐等[5]、任治君[6]则认为在中国通过扩大农用地经营规模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还未成熟，盲目地推行农地流转只能引起农村生产基础条件的恶化，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挫。杨应辉[7]调查了云南省文山州地区农用地流转后粮食生产的现状，认为农用地流转后“非粮性”现象加重、种粮农民的素质降低、基层政府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动摇情绪等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生产，这种盲目地推行的农用地流转反而降低了粮食产量。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尚待权衡[8]。张忠明等[9]认为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效率之间并不呈显著正向、负向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U”型规律；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小规模经营农户的粮食规模经济效应明显，有必要通过农用地流转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刘涛等[10]从土地细碎化的角度分析了农用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认为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土地细碎化呈现正负两种效应，与农户当初参加农用地流转的动机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并不是很明确。 如果通过农用地流转而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且他们在流转期限内增加对转入农用地的投入，那么就可实现规模经济及粮食单产的提高；但如果某些农民转入土地后，在较短的流转期限内减少对转入农用地的投入，那么转入土地与原承包土地上的产出必定会有差距。陕西省是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进一步实施，关中地区的耕地资源愈见紧张，这对陕西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1年在陕西关中地区调查的数据，建立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各要素投入的C-D生产函数，分析了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旨在为完善中国农用地流转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撑。 1 模型构建及变量设定 在众多要素投入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定量研究中，C-D生产函数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研究在参考相关研究方法以及变量选择的基础上，选择运用C-D生产函数，根据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情况，选择单位面积粮食产量（kg/hm2）为因变量；种植次数、化肥投入、良种投入、灌溉投入、农机投入、农药投入、劳动力投入为自变量。由于考虑到陕西关中地区一年两熟的作物种植方式，统一选择玉米和小麦作为本研究的粮食生产对象，通过小麦和玉米的单位价格量化为单位面积粮食产值，并再折算成粮食产量；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玉米单位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