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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现代:再论五四文学中娜拉 　　内容摘要：本文以五四文学作为研究蓝本，分析并探讨了深受易卜生的《娜拉》所影响的两大类型人物形象，一是觉醒之前的封建礼教下呻吟的“玩偶”型女性形象，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并勇敢走出家门的叛逆者女性形象，再现了五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和苦痛。 关键词：五四文学 娜拉 玩偶型女性形象 叛逆者女性形象 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我们都无法回避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及其戏剧《娜拉》、《国民公敌》等对现代中国的深远广泛的影响。在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思想意蕴的认识与评价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胡适于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以及鲁迅于192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这两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和思想标志着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对娜拉这一文学形象的广泛接受和深入理解。前者是从易卜生的娜拉形象中找到个性解放和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大解放，并由此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后者则是根据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开始深入地思考娜拉这一西方女性形象被借鉴和移植到中国社会后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冲突。当然，五四一代的学人对娜拉的认识和接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较为尴尬的错位和误读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正视和警醒的。 被傅斯年赞誉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之一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共分为六节。其中包括了对“易卜生主义”的描述和界定，也包括了对《娜拉》、《群鬼》、《国民公敌》的文本分析。总体来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其实是中国文人典型的笔法，即“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胡适首先借助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猛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势；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当然，胡适在此文中并没有把他的思想光芒仅仅停留于传统的世俗道德与现代文明价值观念的冲突问题上，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大步，他还认识到易卜生戏剧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提倡个性主义。胡适对《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是颇为得意的，他在回顾其创作缘由时认为“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1]胡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说与鲁迅的观点不谋而合。早在1908年，远在日本的鲁迅就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到了易卜生及其《国民公敌》。鲁迅指出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中的斯托克曼医生也是如同拜伦、雪莱一般的精神界战士，能够力抗流俗，死守真理，抗拒庸众的精神围剿。胡适和鲁迅毕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丰厚的知识素养和广博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能够从易卜生的戏剧中看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易卜生戏剧中众多的人物形象的人生悲剧其实都是特立独行的精神界之战士与鄙陋虚伪的庸众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他们都意识到，在易卜生的戏剧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强调个性解放、推崇独立之意志，自由之人格，应是两位文化先驱者的题中之义。但是，中国学界却误读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把个性解放等同于婚恋自由，等同于妇女解放。例如，《妇女杂志》从1920年第六卷开始，就借助易卜生的娜拉形象开展了广泛热烈的中国妇女解放大讨论。此外，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用大量的笔墨来书写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一是觉醒之前的封建礼教下呻吟的“玩偶”女性形象，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并勇敢走出家门的叛逆者女性形象。觉醒之前的娜拉似乎生活一片阳光，幸福，快乐。小康之家的温馨，丈夫的疼爱，不正是每个女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吗？但其实这都是生活的表面。此时的娜拉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家庭的“玩偶”，而觉醒前的中国娜拉们就是封建礼教下痛苦呻吟的“玩偶”。 凌叔华的小说给我们真实的呈现了那些闭锁在深闺、隐居在高宅的旧式太太和小姐们狭小的生存空间和苍白的生存处境。《绣枕》里大小姐的人生全部价值就在于嫁给什么样的人，而嫁好嫁坏，却完全由他人决定。大小姐花了半年的时间绣了一对靠枕，“光那只鸟就用了三四十样线”，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和渴求，而为的仅仅是让求聘者满意。也就是说，大小姐的人生价值完全取决于那个陌生的白二少爷。所以，一旦绣枕被践踏，大小姐也就全身心地崩溃了，她的渴望，她的梦想也就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深闺中长大的芳影（《吃茶》）认为男女稍有的亲近，就应当与婚姻有关。所以，当留学归来的王斌带着“女士优先”的观念殷勤地对待她时，她就认为这是示情，是求婚的举动，作了一个爱情的“泡沫”梦；《茶会以后》的阿英、阿珠姐妹虽已走出了深闺，但心灵深处仍积着厚重的封建道德的灰尘。姐妹俩在公众场合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