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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发扬 　　摘 要：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的精华，主要应包括重证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结合本身所处的时代条件，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清朝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造成了考证之学的极盛，但并非真的成为其“一统天下”。当时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贡献。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严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尽管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因此，我们除了应重视乾嘉考证学成就之外，又亟须重视这一时期“义理之学”层面的成就，作重新审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对于重新梳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脉络，和进一步认识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儒学理性精神；乾嘉时期学术；戴震；“考史三大家”；章学诚 作者简介：陈其泰，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42-11 一、儒学“理性精神”的主要内涵及其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提供的思想动力 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备受推崇，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主干，不但在各个朝代是政治指导思想，而且是学术指导思想，影响到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包含着繁富的内容，既有进步性的一面，又有保守性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我们首先重视的是研究和阐释其思想精华，即进步性方面，因为它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为历代志士仁人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了孔子学说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又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吸收了时代智慧，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于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这是中国文化演进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现象，我们应结合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物，做深入的阐发。同时，总结阐释孔子学说的优良面又为今天所需要，是发展今天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源头，因而这项研究工作在当前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孔子学说中的朴素理性精神就是其思想精华的重要内容。这里讲的“理性精神”，是指能够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事物发展法则和认识规律的思想精华；是与歪曲客观实际、虚幻、迷信、盲从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孔子思想学说中的朴素理性精神应包含哪些方面，这个题目很大，本文无意对此作全面的探讨，我想最为显著的应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重证据，戒盲从。孔子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是最宝贵的格言，深刻反映了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是从。孔子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讲的这些话，总结了他一生钻研历史文献的经验体会，讲出了必须根据确凿事实才能下结论的真理。他叮嘱人们务必做到有几分事实，下几分结论，不要不懂装懂。《国语·鲁语》记载了孔子熟悉文献、善于正确解决疑难的故事：孔子来到陈国，恰好在那天，陈国的上空忽然出现有一些隼（鸷鸟），过了一会儿，又聚集在宫廷附近死了。一看都是被楛矢射穿了，楛矢为楛木箭杆，石箭簇，长达一尺八寸，陈国人都没见过。陈惠公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隼鸟来得很远啊！这是肃慎国（在今天辽东境内）的楛矢，从前周武王克商以后，同边远的“蛮夷”民族有了往来，要求他们各自贡献土特产，肃慎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武王为了庆功和奖赏诸侯，就把这种贡物赐给陈国了。你们可以到王宫府库中去找找。后来果然从王宫府库中找到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