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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公诉运行机制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真诚悔罪的基础上，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提供特定服务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在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基础上，由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缓化处理的制度。[1]该制度运行多年以来，取得了较好社会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加害人与被害人及其家属之间的矛盾，修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被害人难以得到补偿或赔偿的问题。2012年新刑诉法通过以前，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刑事和解的合法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二是主持和解的主体不统一；三是刑事和解是否等于以钱赎刑，受到人们普遍质疑；四是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参加刑事和解缺乏依据。[2]对此，笔者尝试结合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对刑事和解公诉运行机制进行探析。 二、制度现状——刑事和解法律文本考察 新刑诉法在特殊诉讼程序中专设一章，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无疑解决了以往司法实践中，人们关于刑事和解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议，同时推动了刑事和解司法实践的开展。 新刑诉法第277条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与案件范围。其中，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其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真诚悔罪；其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其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该规定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不统一的问题。但对于如何抑制实践中以钱赎刑、漫天要价问题仍然没有明确。实践中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普遍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其中既包括故意犯罪类案件，也包括过失犯罪类案件。这些案件多数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案件，对此，新刑诉法予以肯定。对于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以往实践做法比较混乱，但多数观点认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可以适用，至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则不主张适用。新刑诉法规定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无疑扩大了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宽方面的进一步落实，有利于被害人与加害人迅速回归社会。对于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实践中做法不同。有的地方把它作为了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有的地方则没有进行限定。新刑诉法把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案件排除于刑事和解之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方面的体现。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主观恶性较大，如果对五年以内曾故意犯罪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则是对该类犯罪嫌疑人的纵容，不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同时，很可能造成公安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滥用。 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该条只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见，审查和解自愿性，主持和解协议的制作，而没有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主持和解。因此，新刑诉法并未解决司法实践中主持和解主体不统一的问题，这不利于刑事和解实践的开展。因为不同主体主持和解，具体做法是有差异的。对于公、检、法在和解程序中的角色定位，立法机关工作机构的解读指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告知对方的和解意向、和解的相关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权利、义务，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积极促成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会面、交谈、组织和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在和解过程中，主持者应保持客观、中立、不得偏袒或欺瞒任何一方。“[3]从中可看出，立法本意是倾向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和解程序中起积极作用，但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和解程序中的主持者角色定位仍然有点不彻底。因为该工作机构虽然在表述中使用了“主持”一词，但该词是“促成”内容之一，而且“主持”一词位于“沟通、会面、交谈、组织”之后，从用词次序中可以看出，“主持”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最后才可以使用的一种方式。 三、制度完善——刑事和解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和解条件 实践表明，经济赔偿是和解最主要的内容，赔礼道歉是和解必备内容。[4]而经济赔偿是和解可否顺利进行极为重要的因素。虽然经济赔偿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但不应把经济赔偿作为和解的硬性条件。对于实践中被害人漫天要价的现象，公安司法机关要积极吸收律师参与刑事和解，让律师帮助当事人依法合理的行使权利。同时，公安司法机关要主动给被害人释理说法，争取使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抑制。 “获得被害人谅解”是刑事和解适用的法定条件之一。但有人认为，如果将被害人的谅解作为绝对条件